拿得起的担当 看得开的人生

——专访西电56级原技术物理系电真空器件专业校友余金龙

■记者王格 马元凯

坐在我面前的余金龙教授已近耄耋之年，普普通通的外形丝毫看不出是以个人名义为学校捐赠100万成立教育发展基金的人。“瘦小”，是我对这位老人的第一印象。很显然，2014年的“黑暗”让老人的健康受到了影响。虽已是满头白发，但衬衫、西裤、皮鞋，正式的着装穿得一丝不苟，仍可看得出曾在军校时养成的严谨作风的影子。

学员时期的余金龙

军校生涯 铸就军人品格

1979年，由中专改为大学的南昌航空大学要扩大办学规模，从西安调任过去的校长亲自带队回西安挖人才。得知余金龙是南昌人之后，便前来动员他回南昌，协助创办电子工程系。

然而，余金龙本来并不是这个专业科班出身。

1956年，17岁的余金龙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学院”录取，从南昌到张家口读大学。学校里不仅有很多苏联来的“外教”，也有很多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时调动到学校任教的留洋学者。那时候，任课老师的水平很高，讲电工课程的老师是从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回来的教授；全国的一级教师学校就有三个，毕德显就是其中一个，而且还被分派到余金龙所读的技术物理系教课。时值解放初期，身为军校的通信兵学院严格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军事化管理。早上的起床时间只有三分钟，5公里的晨跑也是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地进行，接着还要去烈士陵园的大操场上进行操练。“我们上课的时候，帽子都要放在桌子右前角。如果是首长过来，其实就是天天见面的系主任嘛，他从教室后面进来，正在上课的教员一看到系主任过来，马上就叫‘起立’，然后哒哒哒跑步，跑到系主任跟前，敬礼，‘首长，我们正在上课，请指示’，首长说‘继续进行’，教员喊了‘坐下’之后，我们才能继续正常上课，头都不敢动的。”余金龙绘声绘色地回忆着旧时上课的情景，还会下意识地举起右手敬着标准的军礼。

军训时的余金龙

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学院从张家口迁往西安，后改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时称“西军电”。迁校后，学校的军事化管理放松了一些，操练也没有那么严格，但那时的学校周围是一片荒凉，随校而迁的师生都是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工作。除了学习数学、物理、电工这些基础课程，余金龙开始学习电真空器件专业的专业课程。1961年，余金龙毕业后留在5系教研室任教，仍是讲授电真空器件专业课程。余金龙介绍：“我的专业是电真空器件，就是搞管子，就是微波管、高频管，跟雷达呀、通信这方面是相差比较远的。因为是成立的新专业，缺老师，所以毕业以后就留校了，一直到79年底、80年初，才调到南昌航空大学。”

北京实习期间留影

留校任教时的余金龙

涉足新领域 实现“产学研”的融合

在西军电留校任教时，余金龙就对当时还很新的单片计算机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凭借对计算机的热爱，余金龙开始自学相关知识，遇到不懂的问题就请教学校专业的计算机人员，一边学习一边实验，硬是将当时从美国引进的专门给非计算机专业工程师培训的一套教材彻底啃透了，而且还自修了其他的单片机教程。由于肯下功、肯吃苦，余金龙当时在单片机技术及应用方面已走在该领域的前列。教授无线电物理专业的余金龙被邀请回南昌航空大学创办电子工程系，面对近乎全新的科研领域，余金龙利用在西电所学的基础知识，又进一步自学了电路、电子、计算机等新知识。

调任南昌后，办单片机培训班的一些研究所、厂矿等机构都邀请余金龙去讲课，先后讲了十几期。当时，余金龙在学校里面一边教学一边做科研，承担的四项目获得过国家航天航空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以及省高等教育科技成果奖等。余金龙的项目大多是横向课题，他的团队依靠价格优势或者速度优势，在投标中拥有很高的中标率。

80年代的余金龙

“瓷器厂烧制瓷器的师傅很不待见我们，但是老板特别希望我们能不断改进技术。”余金龙笑着讲述起他给景德镇瓷器厂做炉温控制的经历。“瓷器的烧制是很复杂的，能不能成功全看老师傅对炉子火候的掌握。哪怕是技术再好的师傅，成功率最多也只有70%。厂子的老板就请我们过去，想用电脑实现温度的精准控制。我就带着手底下的青年教师蹲在炉子边上测试温度，仔细观察老师傅们对温度的调整，把这些记录下来形成工艺曲线，炉子也全都换成那种电发热的炉子，便于控制。烧制的时候温度沿着曲线走，能实现精准控制，成功率超过了96%。”那时候是80年代中期，计算机的应用并不是很普遍，但计算机对企业生产自动化的实现所产生的作用已显现出来，很多企业愿意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成本的计算机新技术投入资金，因此，余金龙又帮助很多企业去做生产线的技术革新。

对余金龙来说，教书、科研、做项目，是相辅相成的。教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科研是结合理论提出创新，而做项目则能把科技成果实现技术转化，不仅能为教书积累丰富的实践案例，也能为科研提供资金保证。余金龙认为：“我这也算是产学研相结合了。”

两个母校 恩情难忘

余金龙总说，他有两个母校，一个是西军电，一个是南昌航空大学。

从1956年入校到1980年离校，余金龙在西军电学习、工作24载。“我从17岁一个啥都不懂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中年人”。在这24年里，西军电不仅给了余金龙知识，也培养了他正确的人生观。余金龙谈到：“西军电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两点。首先，我17岁上大学，西军电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军事院校的生活锻炼了我的意志，培养了我坚强的品格，以及克服困难的信心和性格，在这里我得到了思想的锻炼和成长，使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第二个就是西军电给了我扎实的基础知识教育，我之前提到过，给我们上课的都是留洋回来的学者，或是直接就是外教，他们教授我知识，也开拓了我的眼界。”

从1980年创办电子工程系到1999年退休，对余金龙来说，南昌航空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创办为他打开一扇全新科研领域的大门。那时候，南昌航空大学要扩大学科建设，但人才紧缺，这正好为余金龙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余金龙提到：“南昌航空大学给我创造了平台，让我能够实现人生价值，我的科研成果、获奖都是在这个学校取得的。学校缺乏人才，所以科研环境很宽松，但就是逼着你要创造。”在南昌航空大学的近20年期间，余金龙当选过全国单片计算机协会理事，发表了很多成果和论文，在这里晋升了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也培养出一大批学生。面对成就和殊荣，余金龙的评价是：“这些让我觉得我是一个有价值的、对社会有用的人。”

50多岁搞创业 为实现更多社会价值

1992年，余金龙53岁。本该等着退休后去过悠闲的生活，他却闲不住，“我觉得人生的价值在于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这种价值观源自我的母校——西军电对我的培养。我创业没有想到去赚钱，就是想着为社会带来价值”。以5万元最低限额注册资金创办江西华达电子电脑有限公司，创造价值带来的乐趣成为余金龙创业的动力。之前在学校搞科研积累下的课题、论文都成了他创业的基础，公司规模虽然不大，但他有研发力很强的团队，几次金融危机都安然度过。

公司创办不久，之前合作的工厂就倒闭了，他们要努力研发新产品以支付公司的日常开销，“屋漏偏逢连夜雨”，运转困难的公司却遇到了商业诈骗，两万元打了水漂。余金龙拿出毕生仅存的30万积蓄投入公司的产品研发，用了一个月时间就研制出了至今仍是公司主打产品的干式变压器的控制器。谈及此，余金龙很是自豪地介绍道：“20来年了，我们这个控制器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排第二。因为我们的质量好，在行业有很高的知名度，很多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像ABB公司、施耐德公司、美国通用、日本富士都用到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又在开发一系列新产品。”

“我们公司不大，但每年纳税200多万，解决了好几十号人的就业问题。虽然贡献比不上很多大公司，但也算是对社会有点儿贡献的，我已经很满足啦。”对社会的这份担当让他一直关注着公司的运营，目前公司已有核心团队，有专人负责研发、市场等，但他还是会时不时地去公司转转。

历经“黑暗” 方能笑面人生

2014年被余金龙称为他的“黑暗年”。

相伴多年的爱人在这一年因为癌症而离世，在侍奉病榻的一年多时间里，余金龙只能毫无办法地看着她的痛苦与挣扎。也是在这一年，他被查出肺癌晚期。由于癌细胞转移，也不能开刀，只能接受保守治疗，西医告诉他只剩一年半的时间。余金龙用中药一直控制着病情，现在虽然身形消瘦，但看起来精神很好。“我现在每天都要锻炼一个小时，打乒乓球，还参加比赛”。

经历了“黑暗年”，余金龙对人生也看得更开了。他很平淡地说：“万一病情恶化，我也早有心理准备，能够坦然面对。我认为一个人活着就要活得要有价值，要有一个好心情。”

并不十分富裕的他捐赠了100万给母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特此成立“余金龙教授教育发展基金”。在基金的捐赠仪式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陈治亚说：“余金龙教授在校任教，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退休创业，服务社会，顶天立地。”面对这样高的评价，余金龙谦逊地说道：“我只希望能为学校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更重要的是希望帮助贫困学子能够在西电不断汲取知识的营养，培养正确的人生理念，为社会和国家发展做出贡献。”
这样的担当和豁达，想必会随着他饱含感恩与大爱的基金而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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