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迄今已40年整。翻开尘封的校史档案，有据可查的西电77、78级学生共有1573人。他们当中，先后有7人当选两院院士——包为民、张尧学、王中林、武向平、段宝岩、郝跃、杨小牛，这个令西电人自豪的名单生动诠释了人才培养的“西电现象”；他们当中，100余人本科或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成为40年来西电教学科研战线的重要中坚力量；他们当中，更多人毕业后走向社会，努力拼搏、贡献才智，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的主力军。通过恢复高考步入大学殿堂的西电77、78级校友，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和鲜明的个人特质，毕业后成就了精彩的人生道路，成为西电教育大眼界、大境界、大胸怀、大格局的最好体现。在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党委宣传部特推出“我的梦·时代梦·西电梦”系列主题报道，通过对77、78级杰出校友和在校教师的专访等形式，从一个侧面展示这批特殊的西电人身上的责任意识、奉献意识、担当意识和家国情怀，助力一流大学建设。

张建奇：与物理结下一辈子的缘分

■记者王格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标志着中断11年的高考正式恢复。

在那个年代，或许没人怀疑过“知识改变命运”。

对生长在工人家庭的张建奇来说，这无疑打开了他实现对大学梦想的大门。

或许他自己也未曾料到，近40年之后，他能够留在大学，成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一名教授。

人有时候就得受点儿刺激

张建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西安娃，父母都是工人，对大学并无太多了解。但是，与同学窜进大学校园玩耍过的张建奇，内心里懵懵懂懂萌生出要进大学学习的想法。

1977年，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在西安九十中（现西安中学）读高中的张建奇心里的那块儿“痒痒肉”被恰好挠到。

从10月份政策发布，到冬季参加考试，备考时间不过两月。当时的中学实行四年制，初中、高中均为两年，学校在所有高中生中组织了一次选拔，择优参加当年的高考。张建奇凭着一段时间的突击复习，幸运地入选了学校30人的“高考团”。

成绩毫不意外的未达分数线。中学期间忙于参加合唱团、足球队的张建奇在学习上落下很多“空白”，突击复习也未得其门。虽然在学校侥幸获得机会参加高考，但试卷上的题目与平时练习的类型、难度都大有不同。

与张建奇同班且关系较好的几位同学在这次高考中顺利过线。而他也听到消息说，如果考不上的话，还要上山下乡。

张建奇一下被激醒了，意识到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唯有考上大学这一条路。

在随后学校组织的选拔和模拟考试中，张建奇被挑选到了当时的快班，正式开启了高考备考模式。

1978年，与西电“初相识”

没有习题集和复习资料，张建奇就到处找同学借。有的同学家里有“老三届”，他们就白天把资料借给张建奇手抄，晚上又自己带回家。为了在第二天能有机会让老师帮忙指导习题，张建奇总是做不完当天的题就不肯睡觉。在这样的刻苦努力下，他的成绩在一次次模考中不断提高。

先报志愿后高考的模式让张建奇毫无头绪。怀着对参军和武器的“时代迷恋”，老师推荐他读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并告诉他“这所学校就是从部队院校而来，都叫她西军电，专业都与军事有关”。张建奇便在志愿填报表上写上了“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名字，专业填报2系。

1978年7月，高考结束后的张建奇在家中焦急等待放榜的日子。

“张建奇，出榜了，好像有你”。在家中与朋友玩耍的张建奇听到同学在院里喊他，立刻奔出家门跑到学校。果然在学校张贴的红榜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在学校考上大学的40人中，张建奇排在前5位。

出榜之后，到传达室询问是否有信件或是通知书，成了张建奇每天下午必做的事情。

张建奇是考上大学的40人中倒数第二个拿到录取通知书的。看着写有“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字样的信封，他才意识到，自己还不知道这个学校在哪儿。

喊上同学，骑上自行车，跟着6路公交，张建奇在正式报到的前一周，决定先去即将就读的大学“侦查”一番。

北校区西南门外的大烟囱成了张建奇辨识学校位置的标志物。他推着自行车站在西南门外，望着校园里“深宅大院”一般的走道，不确定他这样一个还未报到的“外人”是否会被允许进入。他想着“过几天我就要来报到，到时候就可以进去看看了”，在徘徊又徘徊之后，与同学骑车返回。

张建奇的内心泛起一种怯怯的却又充满期待的激动。

“学在西电”是一件自豪的事情

张建奇虽然顺利拿到了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专业却从2系变成了“物理（师资班）”。听同一批考上大学的同学说，这应该是学校因为他的物理成绩突出而做出的调整，但大家对到底什么是“师资班”，却都说不出个所以然。

一套6册的数学集，学校抽出一套给他们班，却没有多少人能买得起。家境略微富裕一些的同学买下一套，就全班传阅。那是当时的苏联数学题解答，所有同学都如获至宝一般，“这里面的题我们都可以做”，大家争相手抄题目，废寝忘食地解题。

无人监督，却几乎所有人都会去上晚自习，大家似乎都较着劲的生怕自己学少了。若是某一天稍稍“放纵”自己未去自习，内心都会感到内疚。

北校区的晚上总会停电。刚开始的一两天，大家还很高兴，终于可以“心安理得”的不上晚自习了。但是到了第三天，大家有些坐不住了。白天上课，晚上不自习的话，作业写不完，课程就跟不上了。

张建奇和班里的同学就去小卖部买来蜡烛，就着蜡烛或煤油灯的微弱灯光，继续做题。第二天早上，大家总会互相看着发笑，两个鼻孔都被熏的发黑。

上大学的第一节英语课，老师问：“有没有哪位同学可以完整地默写26个英文字母？”全部静默，没有几个举手。

很少接触英语的张建奇便从26个英文字母学起，用的就是随时随地背单词的法子。制作单词卡片，在食堂排队打饭的间隙，一手饭盒一手单词卡成了张建奇的标配。晚饭后的散步时间，张建奇也加入背单词的“大军”，北校区土操场上顺时针绕圈背单词的学生们成为了当时的西电一景。

佩戴着白底红字的校徽，张建奇觉得无形中就有了一种约束。校徽这样有代表意义的物件，带给张建奇的是能够在西电学习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让张建奇十分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生怕自己学的不够多不够好，对不起来到西电学习的这个机会；或是有什么细节做得不好，给学校“抹黑”。

平凡之路上的“不甘心”

1982年，毕业前夕的张建奇看着贴在墙上的分配单位名单，一心只想留校。每个人要报两个单位是学校的硬性规定，并且至少得有一个是三线厂子。那些可都是在大山沟里的单位，地处偏远，交通、生活不便。

“不交学费，还有补助，国家培养了自己，让去哪儿就去哪儿”，“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坚决服从分配”。

凭借着较好的学习成绩，张建奇与其他十几位同学获得留校任教资格。

1984年，在教授基础物理学两年之后，张建奇觉得只做基础教学，不做科研，有点不甘心。

在了解了一番之后，他报考了5系（即后来的技术物理学院）攻读电子物理与元器件专业硕士研究生。并在两年半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再次留校。

工作几年之后，张建奇发现身边有老师开始攻读博士研究生。他心里想要将科研做得更加深入和专业的“不甘心”又开始“作祟”。一次在北京香山开会的机会，他认识了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位教授。聊及想要攻读博士研究生的想法，这位教授十分热情地发出邀请：“那就来读我的博士吧，微电子方向。”

以此为契机，张建奇开始在西安交通大学攻读在职博士研究生。1998年，他获得微电子科学与技术博士学位。

毕业后的张建奇继续在西电技术物理学院（后与原理学院整合为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从事因读博而中断的科研与教学工作，这一干已有20多年。

老师不仅要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

张建奇说，他现在很多带学生的方式都承袭自自己以前的老师。西电教员的严谨，让他养成了在离开实验室时检查并拔掉电源、将所有实验器材归置整齐的习惯。交大教授的周例会也被他学来，每周听各小组的学生汇报一阶段的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跟进解决或者调整。

在张建奇看来，“亦师亦友”是师生之间最好的相处模式。在探讨学术的时候，他是十分严厉的导师，毫不留情；在私底下聊天时，他又是可以倾诉烦恼和困惑的兄长，关怀备至。

“现在给本科生代课，他们到齐之后，我会在正式上课前几分钟给他们讲一点其他的事情”。面对独生子女较多的一代，张建奇有自己的“妙招”。作为老师，为学生传授知识是应该的，但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在社会上能立得住的人，更被张建奇看重。所以，如何待人接物、如何制作应聘简历，甚至在公共场合应该注意什么，都成为了张建奇的“课前小知识”。

“我们都说‘物理改变世界’，我想说‘西电改变了我’。我这一辈子可能都离不开物理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是在与物理相关的学习中塑造起来的。虽然我现在研究方向是光学和光电子，但如果没有西电，没有在西电学习物理的基础，我现在也做不了这些研究。”张建奇不无感慨地说道：“所以，西电带给我的，我希望我能尽己所能地传给我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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