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一些执政党会丧失政权？
　　　　王炳林　马宁

　　　　 理论上，缺乏创新，教条主义盛行，执政理念出现偏差；经济上，决策失误，发展缓慢，动摇了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政治上，集权专制，官僚腐败，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缺陷重重；加上执政党建设乏力，组织涣散，执政资源逐步流失。这四个方面，致使一些执政党失去了政权。而我党要真正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坚持党的执政理论和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不断调整，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树立科学发展观，不断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组织纪律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长期执政的党，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已成为一个关乎执政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总结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特别是苏共失去政权的教训，对于深入理解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自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执政党失去政权的教训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共产党在10个社会主义国家失去了政权。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拥有88年历史、1500万党员的大党、老党，在一夜之间被解散了。世纪之交，拥有3600万党员、执政32年的印尼专业集团和拥有1060万党员、驰骋墨西哥政坛71年的革命制度党先后下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些政党失去政权、甚至解散，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原因是共同的，那就是执政能力衰退，执政成绩不能令人民满意，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教训是深刻的。
　　　　理论上缺乏创新，教条主义盛行，执政理念出现偏差。
　　　　进步的理论是党夺取政权的法宝和前提，科学的执政理念是其执政初期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保证。但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要求原有的理论不断更新与完善，遗憾的是这些党在执政过程中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自我封闭的道路，没有理论的创新，党的生机与活力遭到扼杀，最终在历史大潮中迷失了航向，为人民所抛弃。
　　　　以苏共为例，建党伊始，列宁曾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强调共产党必须重视理论创新。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但苏共后来未能很好地继承列宁这一思想，反而将列宁主义教条化，对于持不同意见的人则统统贴上反对列宁主义的标签加以镇压。党所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到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对列宁著作教条式的解读和引用逐渐成为一种习惯的思维模式，整个理论界死气沉沉，缺乏对外界新事物的接受和应变能力，无法回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进而丧失了对各种错误思潮的识别和批判能力。这为戈尔巴乔夫错误理论的提出提供了方便之门。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直到80年代中期，他们仍然抱着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民族主义理论的信条，不思发展与创新。理论上的僵化与教条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实践中的失败。
　　　　面对种种突发的社会危机，一些执政党的领袖急于求成，想尽快从理论上找到解决危机的出路，结果却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最终葬送了党的执政地位。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等口号，实行政治上的多党制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结果思想领域的闸门一经打开，作为对教条主义的强烈反弹，原先蛰伏的或者国外传入的各种政治思潮汹涌而来，苏共原有的意识形态部门和理论界手足无措，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戈尔巴乔夫企图通过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转入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主义的大厦”，结果葬送了社会主义。
　　　　在墨西哥，萨利纳斯1988年当选总统后，以社会自由主义取代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引起了部分党员的强烈不满，其后任塞迪略上台后，为了安抚人心，虽然在名义上恢复了革命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但在实际中，仍然奉行萨利纳斯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指导思想上的朝令夕改，让广大党员群众无所适从，思想上陷入混乱不堪的状态。
　　　　经济上决策失误，发展缓慢，动摇了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经济基础是执政基础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执政党最初都代表着本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执政初期都比较重视经济的协调发展，因而都有较稳固的执政基础。但是，后来许多执政党在经济决策上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失误，缺乏驾驭经济的能力，或背离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或未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或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少数人所独占，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因此遭到动摇，“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最终失去了执政地位。
　　　　在苏联，列宁时期不断调整经济决策以适应形势的变化，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就是一例。
　　　　斯大林上台后逐步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苏共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比例的严重失衡，轻工业发展缓慢直接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苏联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以粗放式经营为主，主要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缺乏后劲，因而是不能持久的。
　　　　赫鲁晓夫上台后急躁冒进，违背自然条件盲目开荒，开展玉米大生产运动，结果劳民伤财、怨声载道。勃列日涅夫时期延续了斯大林经济模式，生产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到其执政末期苏联经济已呈衰退之势。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也曾试图改革经济增长模式，但并没能够摆脱僵化的体制。
　　　　与苏联不同的是，无论墨西哥还是印尼经济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市场经济也发育得较为成熟，然而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被整个社会所共享，相反贫富差距却进一步拉大。
　　　　墨西哥近10年来经济发展迅速，2003年GDP排名世界第10，然而贫困人口却增长了10%，达到4600万。占全国不到10%的富人却拥有80%的财富。
　　　　在印尼，苏哈托家族利用特权积累了数百亿美元的财富，而金融危机后许多家庭却在温饱线上挣扎。
　　　　执政党没有能力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或无法解决发展后带来的社会问题，自然就难以得到群众的拥护。
　　　　政治上集权专制，官僚腐败，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缺陷重重。
　　　　专制产生特权，特权导致腐败。许多丢掉政权的党都带有鲜明的专制色彩，执政方式也明显地带有个人独裁特征。集权体制最终导致了三个严重的后果：一是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阶层亦即特权阶层，从而构成了腐败产生的温床；二是造成了执政党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官僚作风严重，行政效率低下；三是扼杀了党内民主，个人专断和个人迷信盛行。
　　　　苏联社会的特权阶层萌芽于斯大林时期，最终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期。
　　　　战争年代为了稳定干部队伍而采取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在战后不仅没有废除，相反却得到了巩固，赫鲁晓夫试图通过加速干部队伍流动性来消灭特权，结果却引来一场“宫廷政变”。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为了避免重蹈赫氏覆辙，采取了稳定干部队伍的政策，赋予了各级干部程度不等的特权，却又直接诱发了特权阶层的产生，腐败成了苏联社会的痼疾。
　　　　印尼社会也有以苏哈托家族为代表的特权阶层，苏哈托及其家族成员至今仍因腐败问题接受司法调查。
　　　　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心理承受能力比较脆弱，这是因为一直以来他们接受的都是关于公正和平等的理论说教，一旦发现执政党理论与现实的脱节，群体的不满情绪就会蔓延开来。
　　　　集权体制的危害在政治上还表现为官僚作风严重，行政效率低下和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党内盛行个人专制，监督机制不完善，领导人几乎不受任何约束，以致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大行其道，党内民主无从可言，党也就失去了发展民主政治的能力。
　　　　执政党建设乏力，组织涣散，执政资源逐步流失。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对于从事革命斗争的党来说，铁的纪律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对于执政党而言，严格的组织纪律是党积聚执政资源、巩固执政地位的基础。然而在长期执政过称中，一些党忽视了党的组织建设，导致党组织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党执政几十年所积累的各种执政资源也随之流失，在反对派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最终丧失了执政地位。
　　　　戈尔巴乔夫认为，民主集中制是造成党内集权专制和官僚主义盛行的罪魁祸首，要求“摒弃多数的统治”，以捍卫个人的权利为由，反对“个人服从组织”，主张党员进行横向联系，组织各种俱乐部开展活动，结果导致党内出现了许多派别组织。他废除“下级服从上级”的规定，认为这是典型的“等级官僚机构”；至于“全党服从中央”，则是“极权的新斯大林主义类型的党的超集中、反民主和严格等级制”的表现，它使得每一个党员“不能恢复自己的尊严感和党内自由感”，“把党员变成党的机关的附庸”，因而一并加以废除。按照戈尔巴乔夫的主张改组后的苏联共产党，很快就失去了原有的组织优势，变成了拥有多个派别的松散的政治俱乐部，最终在反对派的进攻下败下阵来。
　　　　印尼专业集团本身就是290多个社团组织的联合体，多年来一直靠苏哈托强权才得以维持，组织上的多元性使其奉行精英政治，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最终在多党竞选中败北。以丹戎为总主席的新一届领导人通过强化组织建设和清除苏哈托影响将其改造为专业集团党，在今年大选中东山再起，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组织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如何巩固我党执政地位
　　　　从一些大党、老党丧失政权的教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都是始终存在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都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误的教训。
　　　　夺取全国政权前，执政的失误，主要体现在局部实践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照搬苏联经验，用“不断革命论”和“城市中心论”等一系列脱离中国国情的错误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结果使党在苏区难以立足，被迫长征。
　　　　党执掌全国政权后，也曾有过违背执政规律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来又错误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导致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个人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党的各级组织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整个社会生活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
　　　　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党，最终靠着自己的力量纠正了错误。新时期，党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执政方略，挽救了党的执政危机，同时也挽救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深刻汲取包括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内的外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认真反思我们经历过的挫折，我们应该警醒起来，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和执政意识，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首先，党的执政理论和指导思想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一个执政党如果不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自觉主动地进行理论创新，就必然陷入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和固步自封的泥潭，最终为历史大潮所湮灭。理论源于实践，最终用来指导实践。由于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指导实践的理论当然也应随之发展，不能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在当代中国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就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揽全局、指导实践，进一步回答人民群众关心和现实生活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其次，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树立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共同富裕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放眼世界范围内的国家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以科技为先导、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生产力。我们必须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再次，必须不断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要以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指导政治生活，实现决策的科学化，逐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要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建设的开展，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最大程度地调动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要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推进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最后，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组织纪律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建设不仅是党夺取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更是党顺利开展执政实践、确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功的根本保障。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核心的问题是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真正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真正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中国教育报》2004年11月8日第3版)

　　　　高校发展模式及抉择
　　　　张 云

　　　　当高校在其发展的实践中遇到了困难或者面临着竞争和挑战，感到了压力的时候，就要对未来的行动重新考虑，作出新的策划。同样，高校的发展即使处于正常状态，客观环境发生变化，高校的发展就出现新的发展机会，并与时俱进，修订发展规划。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快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对人才的需求趋向多规格、多类型；高等教育趋向大众化。科教兴国，国兴科教兴。不论何种类型、何种层次的高校，适时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深思熟虑，谋划发展，规划未来在高校管理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并将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一、 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
　　　　高校发展的合理模式必须把规划贯穿于高校的决策之中，与社会进步、科技、经济发展相联系。不但利用过去的成果、经验，而且又重视、利用对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这样就可能处理好过去与现在、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既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现实性，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适应性，力争获得最优的办学效益和发展空间。
　　　　高校发展的模式因自身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必须重视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1、 确定正确的指导思想，并贯穿于整个工作的全过程。
　　　　2、 发展模式与高校的整体目标、方向相一致，并具有现实性、逻辑性和创造性。各要素系统整合合理、科学、符合实际，并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3、 正确处理过去与现在、当前与长远、过去与未来的关系。
　　　　4、 提高现代信息的利用水平，做好全局性的工作，稳步发展。
　　　　5、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保持活力。
　　　　二、 准确定位，明确目标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就得有一个总体发展目标。首先在教育体系中找准位置，根据已有的办学条件和特色；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定位，确定发展目标和方向。也就是说，目标既要为学校的发展解决行为定向问题，又要为高校的发展解决行为定位问题。就目标而言，它其实是一个目标群，一般包括基层部门发展目标；总体发展目标和战略发展目标。
　　　　制定发展目标时，需要的各种背景材料、相关信息、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复杂性、时域的动态性和非线性等，往往使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创造性、创新性、超常规性、跨越性在目标形成中有重要作用。片面地强调依赖定性分析、直观判断、经验推理等都难以做到全面、系统和科学。所以将思维方法与只觉思维方式结合起来，互相补充。
　　　　1、在做好基层部门发展目标、总体发展目标的同时，重视和加强战略发展目标的制订与研究。实践表明，缺乏战略思想指导基层部门发展目标，整体与局部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
　　　　2、重视和应用现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论等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以及战略发展思想始终指导发展目标的规划和建设，避免封闭性、依赖性、短期性、盲目性和先天不足性。
　　　　3、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增强发展中的适应性，降低在外部环境变化中的依赖性，提高创新意识，在未来市场上具有明显的竞争力。
　　　　三、深思熟虑，谋划发展
　　　　1、调查研究，找出差距
　　　　高校发展模式的选择要靠信息。只要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才能发现问题，找出差距。主要是指：
　　　　㈠时代背景。①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取得的进展，粗放式经济向集约性经济转变的进展；③教育体系发生的变化；④入世后出现的国际化趋势等。
　　　　㈡人才需求方面。①各类人才需求量的近期、中期和远期需求量的预测；②对人才质量、能力要求预测。
　　　　㈢当前的实际现状分析。
　　　　㈣找出问题，找出差距。①学校规模；②教育质量。A知识结构；B教材；C德育；D学制；E管理等。
　　　　2、系统分析，确定目标
　　　　只有通过全面的、重点的、典型的、认真周密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科学的分析。"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应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在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一要认真核实，弄清真伪；二要系统仔细地分析，分清问题的性质、范围和程度，然后确定目标，拟定实现目标的办法和措施，并根据目标确定的不同标准，综合衡量，从中选择最优方案。
　　　　3、收集信息，科学预测。
　　　　涉及有关教育的信息很多，其中往往有一些是目前不能确定的因素，只有根据已经掌握的信息和资料，进行科学预测。⑴依靠经验、知识和综合分析能力进行直观性预测；⑵从现有的基础上仍按以往的趋势发展进行探索型预测；⑶根据需要和预想到目标作为限制条件进行规范型预测等。不同的预测方法，预测结果有差异，作进一步的综合分析判断，才有可能获得较好的预测效果。
　　　　4、全面比较，总体权衡。
　　　　根据目标来分析、评价，将"必须达到的"目标和"希望达到的"目标加以衡量。通过可靠性和科学性论证，提高目标的准确性。
　　　　5、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十六大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灵魂，特别指出："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创新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目标和措施只有在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时才能发挥作用，机构健全、提高效率也不一定就充分发挥有效效能。如果不符合实际情况或偏离了目标时，效率越高，可能造成的损失或浪费就越大。
　　　　从了解实际情况、获得可靠大量信息，做出正确地决策，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措施，有效地组织实施，认真地进行检验和反馈，从检查获得的反馈中取得新的信息，修订目标、规划、政策、措施，这样实施的过程，就是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及时、准确的掌握有关信息，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教育是发展科学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培养人的过程是一种社会、科技实践活动，是一定社会、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反映，通过育人对社会、科技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和作用。它受社会、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又通过育人促进社会、科技和经济的发展。遵循教育规律，教育活动有共同的规律，所以国内外的经验可以作为借鉴，但必须同一定的教育性质和教育目的相适应。在国外，哈佛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⑴、革故鼎新。初建时期的哈佛，其规模只相当于旧中国乡间的村塾，如今已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全美大学之首，这不是上帝恩赐，而是哈佛人艰苦创业，不断革故鼎新的结果。哈佛从仿效英、德到独创新制，由只学固定课程到采取自由选修制、集中和分配制、普通教育制，以致形成以普通教育为基础、以集中与分配为指导的自由选修制等等，无一不是革故鼎新的结果。
　　　　⑵、质量并重。哈佛初创时，只有教师一人，学生四名。现在，教师人数已超过两千，学生人数近两万名。哈佛在发展中并未忽视质的提高，坚持质量并重。保证教育质量，除了指导思想明确以外，比较重要的措施有两条：一是充实和完善设备；二是重视人的素质，教师要严选，学生要精挑。对于学生的录取，获准入学者约占申请者的10－20％，大多数新生入学前的中学成绩为A等。
　　　　 ⑶、教研结合。哈佛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哈佛的教师都有科研任务，哈佛的高年级学生或成绩优异者也在学习的同时，从事一定的科研工作。哈佛大学做到了教学、科研结合，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⑷、内外协作。哈佛大学内部各单位息息相通，许多学生可以交叉注册、跨系跨学科进行学习，哈佛又同麻省理工学院等名牌大学和有影响的科研机构通力合作。内外协作，使得哈佛大学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物力，扬长避短，发挥最佳的效益。
　　　　在国内，浙江大学以"四校合并"为创举，在校本科生规模从1998年3万余人，到2002年达7万余人。四年中，总科研经费每年增长1亿；获国家科技三大奖15项；在杭州几千亩地上建设紫金港校区，以"住在杭州，游在杭州，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为特征的实践教育创新，用"高水平，强辐射"的发展模式，实现高校与社会的"双赢"。
　　　　从本校的实际出发，批判地汲取有用的东西，照搬往往是会出偏差的。也不能顾此失彼，不仅要提高物质、生活待遇，也要重视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励。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抓住机遇，深思熟虑，谋划发展，再铸辉煌。《中华教育与教学杂志》2003年第一卷 第5期

　　　　对人文教育的理解
　　　　文辅相

　　　　 人文教育一词现已用得十分普遍，然而，如果要问什么是人文教育，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这里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关于人文教育的定位;关于人文教育的界定;关于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
　　　　 一、人文教育的定位:关于"成人"的教育
　　　　 教育本来是人的教育，但是现在我们却看到它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育"人"的责任，消解了自己的本质，人的教育被忽略了，知识的教育、专业的教育被强化了。而教育一旦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灵魂或人的精神，严格说来就不成其为教育。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 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重要本质特征就是它的人文性，人文教育是不可以从教育中包括大学教育中抽出的，人文教育在大学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
　　　　 正因为如此，人们不断地呼吁加强人文教育。但是，对于加强什么样的人文教育，我们却面临着不同的选择和定位。
　　　　 一般来说，人们谈到的人文教育，并不是一种确定的公认的含义，而常常表达着多种含义，最常见的有三种:一是人文主义教育，二是人文学科教育，三是关于"成人"的教育。下面是这三种表达的基本含义。
　　　　 所谓人文主义教育，特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这是当时进步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们从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人性论出发，冲破中世纪经院哲学和教会蒙昧主义教育的统治所倡导的以人为中心，歌颂人的价值和力量，要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提倡以培养身心健康、知识广博、多才多艺的新人为教育理想并据此进行教育革新的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其基本精神对今天的教育仍有着有益的启示。然而，由于其历史的局限和随后发展中脱离现实的倾向，以及越来越注重于知识掌握的目的，这种教育思想对当时以及以后欧洲的教育也产生过一些不利影响。 ②
　　　　 关于人文学科的教育，系指以人文学科为基本内容的教育。这种教育在中国古代的"六艺"教育和希腊的"七艺"教育传统中就已有体现。早期的人文学科教育更加重视其心智训练和情感陶冶的价值，不以培养专家为目的。然而，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及学科分化的日益加剧，教育的专门化日益显著，人文学科教育也走上了不断专业化的道路，脱离了它的初衷。同时人文学科教育在教育的根本目的上也常常受到文化视野的局限，仅仅囿于纯人文学科的范围，这对人文教育的开展也形成了不应有的障碍。
　　　　 关于"成人"的教育。这是针对教育中无视人、把人当作工具，或者强化人的片面发展，忽视人的身心协调发展而言的，它以全人教育为理念，力求通过德、智、体等多方面的教育培养完整的人，而不是"半个人"或者"机器人"，强调给人以广博训练而不仅仅是专业训练，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身心全面而协调发展，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并实现人的全面价值。近代以来以人本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多次教育改革和一些大学所采取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普通教育以及文化素质教育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讲都是这一教育思想的体现。当然，这一教育思想在实践中关于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
　　　　 面对上述三种人文教育概念的表达，这里将人文教育的基本内涵定位于第三种，即关于"成人"的教育。如果我们注意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统一性，树立人是教育的出发点，并在价值观上确立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辩证统一观，强调基础性教育与专业性教育的一体性而不是分离性，并吸收前两种人文教育表达的基本精神，那么，人文教育就是"成人"的教育的观点则更显示出教育的意义与现代的高度。
　　　　 二、人文教育的界定:实质是人性教育，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给人文教育作如下尝试性界定:
　　　　 所谓人文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其实质是人性教育，其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这种精神的养成一般要通过多种途径，包括广博的文化知识滋养、高雅的文化氛围陶冶、优秀的文化传统熏染和深刻的人生实践体验等。这一教育既重视由外而内的文化化成，更强调自我体悟与心灵觉解，归根结底，它使人理解并重视人生的意义，并给社会多一份人文关怀，在根本上体现教育的本质人与理想。
　　　　 首先，这一界定把人文教育视为人性教育，是使人"成人"的教育。事实上，关于"成人"的教育有着不同的要求，最低要求是使人成为人;较高要求是使人成为较完整的人，即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的人;最高要求是使人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这当然是一种理想追求。夸美纽斯早就指出:"假如要形成一个人，就必须由教育去形成。" ③ 这就是一种基本要求。而孔子所说的则是一种高要求。"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④ 关于人性的善恶，历史上争论不休，实际上，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有失偏颇，人性既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就此而言，也许正因为有前者，人才需要教育，需要不断改造自己，也因为有后者，人才可能教育。可以肯定的是，人性教育是必要的。通过教育抑恶扬善，以至于"止于至善"，一直是教育的一种追求。也就是说，人性不仅有善和恶之分，而且其境界有高下之别，我们的教育应当把引导学生做一个高尚的人作为努力的方向。
　　　　 本来，教育的根本使命就是"培养人"。但是，随着教育的专业化发展及人们求职生存的需要，人的教育被忽略，人力的教育成为时尚，加上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在教育中的盛行，人们逐渐忘掉了教育的根本，忘掉了人的灵魂。我们应当把被肢解成专业教育与人的教育两部分的教育整合起来，把人的教育作为教育的灵魂贯穿于教育的始终，否则我们的专业教育很难成功，人的教育也就只能成为一件虚无的东西或一种用以点缀的装饰品。
　　　　 其次，这一界定把人文教育的根本目的确定为促进受教育者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上，而不是培养专业工作者，是一种非职业性的非专业性的教育，其核心是涵养和充实人文精神，而不是停留于获得有关的人文知识。知识的获得当然是必要的，但它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自我体悟与心灵觉解达到人性境界的提升。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种精神就是人的精神，民族的精神，人类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把人性不断提升的精神，而不是把人性降格为兽性或动物性。事实上，一旦人没有了人性，其所造成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我们今天讲人的教育，人性的教育，还不只是要求人们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社会，还要善待自然，善待我们今天生存的环境，充分理解人生的意义，并把人生意义升华和社会价值实现统一起来。
　　　　 其三，这一界定是用整体文化的视野与知行统一观来看待人文教育的，而不是仅就人文文化而言的，也不仅是从教育者的角度考虑的，基于此，界定中提出了人文教育目的的达成过程，它是通过广博的文化知识滋养，高雅的文化氛围陶冶，优秀的文化传统熏染和深刻的人生实践体验而达成的。通过人文教育涵养人文精神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心灵觉解、人性境界提升的内在生长和文化化成的过程，是一个 知行统一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内在生长过程，也不是纯粹的文化化成的过程，当然，更不是一个知行脱节或者知而不行的过程。
　　　　 长期以来，教育认识与实践中有一种误解，以为人文教育就只是人文学科的教育。毫无疑问，人文学科教育是重要的一面，但不是全部。如果只限于此，那就不仅窄化了人文教育的内容，而且误解了教育本身，是在人的教育中置广大教育工作者包括专业教师与教育管理工作者于无所作为的地步，也把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中一些重要的文化经典著作置于阅读范围之外，致使人文教育的对象缺少了必要的滋养成分，也使人文学科的教育工作者失去了广大教师的支持，其结果对人文教育的开展极为不利，也影响了人文教育的实效。我们必须在人文教育的实践中扩大教育的视野，确立正确的教育观，结合教育对象的实际，以提高教育的效果。其中，指导学生广泛阅读文化经典，开设必要的经典导读课程是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因为人类几千年来积淀起来的文化经典中含有丰富的人文教育的思想养分。
　　　　 另外，我们的人文教育常常重在课堂、重在教，而对文化氛围的营造与学生个体的人生体验却予以忽略。从这个角度分析，文理科较强的综合大学有着学科文化的优势，并无声地影响其校园文化氛围，而单一的工学院、科技学院、甚至理工学院，都存在某些先天不足，以致常常花很大气力也难以营造应有的文化氛围，而这种氛围又降低了学生自我体验的文化蕴涵。更严重的是，这种缺陷还深深地印在学校传统中，深刻地影响着教职员工的心理，形成某种不利于人文教育的思维定势。
　　　　 所有这些考虑，力求给现代人文教育一个合理的界定。但由于力所不及和缺乏深度的思考，其不足在所难免。也正是因为如此，这种界定是描述性的，这种描述也期待着通过人的认识的发展而加以深化，如同人文教育的多种表达一样，具有其历史和认识的流动性。
　　　　 三、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文、史、哲、艺等人文类学科
　　　　 诚然，这里将进行人文教育的视野放在整体文化观上，即不仅限于学科知识范围，而且涉及文化氛围与学生体验;学科上也不仅限于人文学科，而且包括人类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里所沉淀的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与认识自我的思想精华，人们可以从中受到智慧的启迪与心灵的撞击;而且所有这些，都要透过其层层外壳而深入到内核去吸取其中的精神养分。这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这里单列一个问题要讨论的是:从学科上讲，进行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是什么?答案是:哲学、文学、历史和艺术等人文类学科。也就是说，人文教育尽管涉及人类文化的广泛知识领域，实施途径也多种多样，但就学科范围而言，它仍然有自己的核心学科，这就是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等人文类学科。这是因为:
　　　　1.人文学科有独特的研究对象
　　　　 《国际教育百科全书》的解释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文学科研究人类活动的历史并观察被人类经验和想象所塑造的对象。哲学的研究，文学和历史学的解释，对艺术、音乐及戏曲的批判，都探讨了人类精神的限度、深度及能力。" ⑤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指出:"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构成一种独特的知识，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主义的学科。" ⑥从现代学科而言，人文学科主要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及具有人文主义内容或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其他社会科学。总之，人文学科有着独特的研究对象，它构成一种特殊的知识，是研究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学问。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文学的真实情感、历史的集体记忆、哲学的睿智和宗教的终极关怀都是紧扣人的存在、人的生存条件和意义等方面展开的学术领域" ⑦ 。这一学术领域的成果，特别是其中的文化经典，无疑是关于人的教育的难得教材。
　　　　 2.人文学科有独特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
　　　　 人文学科的思维模式既区别于自然科学，也区别于社会科学，这是由它特定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这种特定的研究对象---人、人的价值、人的精神、人的心灵世界具有某种特殊性或个别性，它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重复地进行实验，难以采取完全量化的分析方法，因为人文社会现象包含着人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等，具有个别性、不确切性，不可能被纯粹客观地加以描述和分析。因此，理解、阐释、反思、体验、感悟等是其根本的研究方法。也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法，帮助人们以正确的态度认识自己、理解他人、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上各种复杂问题。
　　　　 3.人文学科有独特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大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它的社会批判功能。这种功能体现在每一学科之中，尤其是人文学科，正如杜维明先生所指出的，"人文学科具有发挥这一社会功能最大的潜力。" ⑧ 哲学揭示问题的深刻性，文学刻画人物的尖刻性，历史纪录事实的无情性，令其他学科难以比拟。因此，人文学科对人的心灵的震撼，对人的批判精神的形成，对人性的提升与人格的塑造，影响最为直接也最为深远。
　　　　正是上述因素，即人文学科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以及特别具有的批判精神，说明就学科范围来讲，人文学科特别是其中的哲学、文学、历史和艺术等，应当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家对人文学科的专业教育应予重视。也就是说，尽管我们所指的人文教育是一般意义的，不是专业意义的，但却与专业意义的人文教育有着密切关系，因为专业意义下的人文学科教育能为一般意义下的人文教育提供有深度的课程，培养高水平的师资，改善人文氛围，因而也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高等学校的人文教育。《中国大学教学》

　　　　香港科大：世界高校之林后起之秀
　　　　赵致真

　　　　没有芳泽绵长的历史，没有积淀丰厚的传统，然而，香港科技大学却以喷薄的活力和凌厉的锐气，在建校10年间一举“蹿升”为世界名校。这不仅是中国高教界绝无仅有的孤例，也是世界大学发展史上罕有其匹的创举。
　　　　 当科大实验室里的最新成果接踵鸣世，所研制的当今最小的纳米碳管被485名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选为2000年全球十大科技突破之一，低频噪声全反射材料被美国科学界列进2000年十大物理及天文新发明；当科大工商管理学院作为亚洲唯一入选者被权威的《金融时报》排进世界前50名，并认定其学生的国际经验全球第一，而美国评价机构又宣布这里的会计学研究世界第一……人们不能不对这所年轻的大学刮目相看了。科大在世界高校之林中后来居上的地位，是靠着不争的实力和过硬的成果赢得的。
　　　　 “得尽天时，占尽地利，享尽人和”；“没有老本，没有包袱，没有束缚”。不少论者都试图诠释“科大现象”的奥秘。而“以人为本，因人成事，事在人为”，则更被科大创校者视为诸多成功因素的核心与主线。
　　　　 这是一座由100％“海归派”博士留学生开办的英语授课大学。首任校长、理论物理学家吴家玮便是第一个入主美国重点大学的华人———前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现任校长朱经武则是世界超导物理的开拓者、当年和诺贝尔奖擦身而过的美国休斯敦超导研究中心主任。至于副校长和各院、系主任也全是英名灌耳、魁群冠伦的大师级人物：华人中的首位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王佑曾；拥有美国科学院、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和香港科学院“五料院士”头衔的张立纲……他们的联翩而至印证了一流之善吸引一流之善的“雪球效应”，形成了科大人才的群体优势和共生关系。这些卓然成家的领军人物又用各自多年的显赫声望和丰富经验，使科大一起步便“高唱入云”，取得了世界同行公认的学术地位，并由此补救了建校历史的短暂和文化积累的不足。
　　　　 为了网罗世界级的人才，科大发生了太多动人的故事：校长亲自万里翱翔，6天飞到9处礼聘高贤；副校长“三顾茅庐”，务求请来的教授个个胜过自己。学校上下皆知的座右铭是：“延聘第一流的人才并使他们愉快。”这和剑桥大学桑格斯所说的“把最好的人才请来，随他们做什么事情”有异曲同工之妙。人选对了，一切就都对了。所有成果都是正确选人的“副产品”。
　　　　 当然，科大创校正值香港回归大局已定。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并看准了这个报效祖国、一展所学的难得机遇，则是大批海外华人学者成群结队、相率来归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
　　　　 创建一所“世界级研究型大学”，这是科大10年间始终清晰无误、宗奉不渝的办学理念。“世界级”意味着处处用世界眼光、世界标准自我定位，志在和世界名校平起平坐，绝不以“本地化”、“区域化”作茧自缚。“研究型”则意味着讲授知识以外，还要让自己的实验室成为人类新知识的重要产地。实践证明，研究是提高教学的基础，也是服务社会的源泉。陈介中教授作为中国86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主持了珠江口岸的南海水域环境监测系统；顾钧教授作为中国97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领导了计算理论及基础算法研究……都是将“研究、教学和应用”一炉共冶的成功范例。它独领风骚，为香港带来了世界主流的大学理念，也提高了香港高等教育整体的研究实力、竞争意识和学术地位。
　　　　 一所好大学对于一个城市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当香港这座国际性商业都会正在摘掉“文化沙漠”帽子时，科大的崛起无疑从整体上提高了香港的文化品相，成为四海瞩目的香港城市之光。在时变局新、充满挑战的今天，香港最根本的短缺仍然是知识的短缺，香港面临的一切问题归根结底还要靠知识解决。而大学作为科学的“大本营”和“人才库”，又将成为香港向知识型社会转化的重要支点和有力杠杆。香港怎能不对地位非凡的科大寄予更多的厚望！
　　　　 中国内地的大学喊出“创建世界第一流大学”。而教育改革不能先在试管烧杯里进行后再来推广。现在很好，我们自己正有一所按欧美一流大学的办学规则和主流理念建立起来的香港科大，并且已经办了十年。它并没有在中国这块特殊的地缘和文化结合部“越淮为枳”，而是挂满累累硕果。难怪孔宪铎副校长新作《我的科大十年》一问世便不胫而走，让内地不少校长们都掩卷感慨说“新一时耳目，开多年茅塞”了。
　　　　看到香港科大和北京大学、深圳市政府共同兴办的深港产学研基地和医学中心蓬勃发展，看到内地报考香港科大的学生逐年激增，的确让人欣慰和鼓舞。这也暗示了香港科大下一个10年发展的端倪。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说，香港科大作为一块“天造地设”的“试验田”，值得我们共同呵护和备加珍惜！ (《人民日报》2003年04月25日第八版)


　　　　教育时评：谁来拭去大四生的浮躁？

　　　　近日，一位读大四的师弟与笔者聊天，说心里特别烦。原来本想考研的他听说英语不过六级基本无望，自信心大打折扣。加上一些知名企业开始大张旗鼓地入校招聘，他又不想放弃诱人的岗位。眼看着半个学期已经过去，他还没决定是坚持考研还是去找工作，整天心浮气躁，连课也没心思上了。
　　　　其实，心态如这位师弟的大四生，眼下在大学校园里并不鲜见。究其原因，一方面，面临毕业必须作出人生选择，却没有科学而合理的规划，看不清哪条路更适合自己；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主见和判断力，这些大四生很容易被外界因素干扰。从这个角度看，考研、找工作、考GRE、考托福跟风等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
　　　　大四生的浮躁心态虽是短期内的情绪反应，但会影响未来事业的发展。由于缺乏长期而充分的准备、细致入微的谋划，他们的浮躁心态往往使其这山望着那山高，错过最佳选择期，缺乏竞争力，最终考研未成，工作未果，竹篮打水一场空。此外，这种浮躁心态对于学校管理也存在着不稳定因素。
　　　　应该说，大四生的浮躁固然有自身原因，但学校对其毕业教育普遍开展得不充分、不到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临近毕业，相比起学校推荐大量且待遇优厚的就业岗位，大四生们更渴望得到求职心态、心理调节和人生规划方面的指导，而不是蜻蜓点水式的求大求全的泛泛说教，毕竟个性化的毕业教育更有益于他们拭去心头的浮躁，从容地作出人生选择。中国教育报 http://www.edu.cn/20041108/3119755.shtml

　　　　勤读　勤思　勤写
　　　　卫兴华

　　　　治学，贵在严，贵在勤，勤能补拙。上初中时，读过一位日本著名学者的话：“人称我为才子者，是不知我者也；人称我为勤学者，是知我者也。”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促使我铭记勤奋二字。人的天赋确有差异，可粗分为天才、人才、庸才。但天才很少，多数是人才。不管什么才，都会成于勤而毁于惰。勤，包括勤读、勤思、勤写。
　　　　勤读，是获取知识和学问的重要途径。学问源于三方面：读书阅文、调查研究和消化创新。好的书本（包括报刊）知识，是前人与他人研究和智慧的结晶，需尽可能地勤读多读。限于时间和精力，有的精读，有的粗读，有的选读，依书与文的内容和个人的需要而定。勤读，不止眼勤，还需手勤。对需保留的文献资料，或归类保存，或剪贴成册，或摘写卡片，以备研究和写作之用。勤读，会使人不断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启发思维、提高水平。
　　　　勤思，是做学问的关键。优秀的论著中蕴藏着智慧的结晶，闪烁着真理的火花，需要经过深入的思考与捕捉，才能挖掘和汲取，使其变成自己的精神财富。同样读一本书，有人收获大，有人收获小，有人无收获，其关键就在于是否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也就是看开动脑筋的状况如何。
　　　　勤思，就要有鉴别。论著良莠不齐，发光最亮的未必是真金，喊得最响的未必是真货，流传最广的未必是真理，炒作最热的未必是真经。“尽信书不如无书”。要警惕学术界的假冒伪劣货色。当前，经济理论和实践大大发展了，但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甚至更为复杂了，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举例来说，我国已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什么是市场经济，学术界的界定并不一致。曾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有人还解释说，商品经济要经过市场，所以就是市场经济。但在改革前的传统体制下，也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但那时市场机制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市场起不到调节经济和配置资源的作用，因而这种商品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只有市场能发挥调节功能、起资源配置作用的商品经济，才是市场经济。
　　　　勤思，不仅要求善于思考，还要求勇于思考，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众。世界上没有“句句是真理”的人或书。并不是地位越高、权势越大，掌握真理就越多。不是上了书的，就是对的；也不是“风向”所指处，就是真理所在处；更不是众人所讲和肯定的，就一定是正确的。重大理论和学术上的突破与发展，离不开理论和学术勇气。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大智大勇者。
　　　　勤思，既寓于研读中，也寓于实践中。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是提倡书本知识与实践知识的统一。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者，不应常年封闭在书斋和教室里，要找机会出去看看，搞点调查研究，因为有些知识是在书斋中学不到或难以透彻掌握的。
　　　　勤写，是勤读、勤思的结果。高校的教师和研究生，应源源不断地出研究成果。成果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是衡量其学术水平的外在尺度。特别是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应能在勤读、勤思中，不断消化创新，提出新见解、新思路、新成果。“情感于内而付诸言”，理感于内而付诸文。高校教师应教学与科研并重，相互促进。长期没有新科研成果，没有新论著，提不出新思路、新见解的教师，难有教学内容上的创新。即使教学效果尚好，也只能做一个多年一贯制的教书匠。当然，勤写作，不意味着可以放松教学。科研有服从于教学任务的一面，而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也需要通过科研来回答和解决。搞好教学，有利于科研的拓展和深化。
　　　　勤写，可以使思想进一步精致化。在下笔成文的过程中，思维会进一步深化和逻辑化。原有的一些零散的、初步的心得与见解，会在写作中条理化、系统化。研究性写作，是进一步开动脑筋、深思熟虑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思想升华的过程。《人民日报》 (2004年10月22日 第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