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24日

　　蔡元培、梅贻琦之大学理念探要
　　韩延明

　　 我国近代高等学校的创设，肇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当时，“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令国人扼腕，从而引发了中国近代高等学校的初创。其标志是清廷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沂于1862年创建的京师同文馆。此后，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在冲击、碰撞、交汇中不断变革、更新、转换，一些具有时代特征和创新精神的著名大学校长的大学理念也在改革大潮中应运而生。其中，蔡元培、梅贻琦两位大师的大学理念是具有代表性的。
　　一、蔡元培的大学理念
　　 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北大“挺然特出”、“褒然独立”，面貌焕然一新。其大学理念与实践，对我国近代大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教育振兴、文化发展和时代转折，具有重要作用。诚如杜威所言：“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可谓一语中的。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全人格”、“诸育和谐”
　　 实施完全人格教育，是蔡元培大学理念的重要内容。他对培育学生的国民意识和完全人格非常重视，认为“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他在1912年1月就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指出：“民国教育应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为根本方针”，并在其后的《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对完全人格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1．完全人格教育是尊重大学生主体地位的教育。1912年7月，蔡元培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比较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教育之歧点时指出：“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他反对“牢守几本教科书，以强迫全班学生”的注入式教学方法，强调学生自学与自我研究。在北大改革时，他废学门改学系，取消学程制，实行选科制，以努力唤醒学生的主体自觉意识。2。蔡元培从两个角度对“完全人格”进行了界定，其一是完全人格包括知、情、意三个方面。他说：“发展人格者，举知、情、意而统一光明之谓也。”其二是指“群性”与“个性”相统一。他说：“盖群性与个性的发展相反适以相成，是今日完全人格，亦即新教育之标准也。”“教育之任务，在发见一种方法，能使国民内包的个性发达，同时使外延的社会与国家之共同性发达而已矣。”养成完全人格有赖于德、智、体、美和人生观、世界观教育，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并重。他把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称为“隶属于政治”的教育，把世界观教育和美育称为“超轶乎政治”的教育，主张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后来，蔡元培又将“五育并重”改称为“四育和谐”。1920年12月5日，他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1）体育；（2）智育；（3）德育；（4）美育。”
　　 蔡元培以“培养学生之完全人格”作为大学教育的理想追求，以多育和谐发展作为养成学生完全人格的具体途径，开辟了资产阶级民主教育的新时代。
　　 （二）“教育独立”、“大学自治”
　　 针对军阀混战，为保证教育事业的正常运转，蔡元培主张教育应超然于政府与教会之外。1922年3月，他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全面阐述了他的教育独立主张。他从“完全人格”教育理念和教育自身规律出发，倡导“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在北大改革中，他力倡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他提出：“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为此，北大设立了评议会，评议员从各科学长和教授中选举产生，是全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构，校行政会议负责贯彻、实施评议会的决议，其成员亦由教授组成。教授治校，大学自治，带来丁北大组织结构上的重大变化，进一步浓化了北大的学术自由氛围。在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期间，蔡元培提出大学行政管理实行“大学区制”，由教授会主持并决定大学校长人选，大学校长组成高等教育委员会作为全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教育总长须经高等教育委员会认可，教育部只管高等教育会议议决事务中有关政府方面的事情。他认为，教育管理权限上的独立是大学自治的关键，经费独立是基础和前提。他曾与孙科联名向国民政府委员会提出《提议教育经费独立案》，主张“一切教育收入，永远悉数拨归教育机关保管，实行教育会议独立制度。”他还建议国民政府设立全国商标注册局，将其收入作为教育经费，以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经费匮乏问题。宗教与教育的关系也是事关教育独立、大学自治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蔡元培于《教育独立议》一文中提出了“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的主张。为此他主张大学不设神学科，各学校不得有宣传宗教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仪式，专业传教人员不得从事教育事业。鉴于宗教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地位，蔡元培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设想，希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均以美育代宗教。蔡元培“教育独立”、“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理念和实践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强烈不满，大学区制很快被取消，大学院重改为教育部。尽管如此，蔡元培的这一大学理念对后来的中国大学教育改革与发展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曾两度留学德国，汲取了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传统。蔡元培说：“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认为大学之所以为“大”，是因为大学“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在任北大校长期间，他积极倡行其“学术自由”理念，明确宣布：“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之通例，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在改革北大时提出的办学思想，意指倡行学术自由，允许各种学说与学派同时并存、相互竞比，开展学术争鸣，而不能只用一种简单的、绝对的标准加以限制和判断。1930年，他在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大辞书》撰写“大学教育”辞目时又明确指出：“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皋现之者，厥惟大学。……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有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因此，在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国粹”主义等各种学术思想“樊然并峙”；各类人物如提倡白话文者、主张文言文者、复辟论者、西化论者等“汇集一堂”。正如马寅初先生所言：“当时在北大，……各派对于学术，均能自由研究，而鲜摩擦，学风丕变，蔚成巨欢。”正因为他这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博大胸怀，才使北京大学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对我国近代大学发展与民族振兴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昌明学术”、“倚重研究”
　　 蔡元培认为大学要处理好“学”与“术”的关系，学为学理，术为应用，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他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强调“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元培认为，学术水平与国家昌盛密切相关。他说：“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竞争剧烈的二十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雅和智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大学当然要承担起学术责任，然而自清末以来，国人以“用”之标准看待西学，造成重术轻学的流弊。蔡元培指出：“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要是但知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或一国之中，练习技术的人虽多，研究科学的人很少，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不能会通改进，发展终属有限。”从这一理念出发，蔡元培非常重视大学的研究活动。他首先在北京大学设立研究所，作为研究学术和培养研究生的专门机构，并要求大学生在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学科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注意文、理两科之间的交叉与渗透。他批评说：“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为了搞好学术研究，把科学研究引入教学过程，他把北大原来的文、理、法、商、工多科并立的分科大学，改造成以文、理科为主的现代综合性大学。而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以综合化为主的趋势，科学技术进步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研究的突破。蔡元培对此早就有所觉察，并躬身践行，其倚重研究、昌明学术的大学理念，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五)“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期间，蔡元培“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指导者，简直是实际上的行动者”，“伟大的‘五四运动’实先生提倡诱掖，导其先路。”“五四”运动之后，7月9日，蔡元培便致电全国学联、北京学联和北大学生会，号召学生迅速恢复学习，“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7月21日，又发表《告北京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在对“五四”运动和学生的爱国精神进行热情赞扬的同时，要求学生今后要“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以自己的知识和品性来唤起民众“永久之觉醒”。正因如此，蔡元培非常推举大学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他说：“我的观察，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他一直认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既要有爱国之情、卫国之志，又要有报国之能、效国之行。他强调，大学要“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这一大学理念，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二、梅贻琦的大学理念
　　 梅贻琦于1931年12月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抗战期间于西南联大任校务常委会主席，主持校务，任清华大学校长历17年(1931—1948)之久，成为解放前清华任期最长、贡献最大的一位校长。有的学者指出，梅贻琦的大学理念“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三个来源是：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和西方古典教育哲学；欧美现代资产阶级民主与法治思想；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思想。三个组成部分是：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思想；教授治校(或曰民主管理)思想；学术自由（或曰自由探讨的风气）。应该说，这一概括是符合实际的。梅贻琦的大学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知类通达、通重子专
　　 梅贻琦是我国较早提倡“通才教育”的教育家，这也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他从儒家传统的“大学之道”出发，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力举“通才教育”。他在1941年4月发表的《大学一解》中写道：“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渐为有识者所公认。然不足者果何在，则言之者尚少。”他认为，现代大学理念仍不外《大学》所说的“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要达此目的，大学阶段就要给学生以“通识”训练，使学生“知类通达”。他指出：“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因为“社会所需要者，通求的角度看，梅贻琦认为在大学本科阶段应该是“通重于专”，“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他进一步指出：“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培养专才的任务应由“大学之研究院”、各类“高级专门学校”和“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予以承担。梅贻琦不主张“通专并重”，认为大学四年并重之说“窒碍难行”。他强调：“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能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我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清华大学的这种通才教育，打破了人才培养规格和发展方面的单一性，使学生能够扬长补短、各得其所，为日后各展其能、其所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如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于光远在清华是同班同学，而钱三强和何泽慧后来成了核物理学家，王大珩成了光学家，于光远则在经济学、哲学、教育学领域颇有造诣。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思想至今对我国大学教育改革与发展仍不乏借鉴价值。建国后我国大学教育畸形发展为过窄的专业教育乃至职业教育，虽在一定时期适应了建设人才匮乏之急需，但从长远来看，其不足之处甚为明显。现在又提出厚基础、宽口径，加强大学生的人文教育，提高其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多方面的适应能力，梅氏主张可谓言在此先。
　　 (二)端赖大师、教授治校
　　 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真正视“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多方礼聘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清华任教，而致清华名师云集、睿才荟萃。1931年他始任校长时，清华有教授73人，到1936年增至90人，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王力、吴晗、熊庆来、周培源等一批著名学者应聘来清华任教。他在清华大力推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把教授视为学校的办学主体和依靠力量。他常说：“吾从众。”这个“众”，便是教授。他相继设立了一些由教授组成的专门性的委员会，以充分发挥教授在行政管理及学术管理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梅贻琦“大学大师之谓”和“依靠教授办学”的教育主张与实践，迄今对大学管理者仍不乏教益。
　　 (三)兼涵并容、学术自由
　　 梅贻琦指出，要切实发挥好教授的作用，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就必须奉行“学术自由”原则。执掌清华大学期间，梅贻琦一直追随蔡元培，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他指出：“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之北大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尽管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学校加以严密监视和控制，但梅贻琦始终恪守“学术自由”这一大学理念。因此，在当年的清华园及西南联大，学派并立，诸说同存，既有老资格的“共产主义”派，也有“战国策”派和“野玫瑰”派；既有早期的“国家主义派”，又有“三民主义”派。正是这种倡行“学术自由”的大度和风范，才使得清华大学学术勃兴、人才辈出，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等学府。
　　纵观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发展史，我们在历史上积淀和创立了丰富的独树一帜的大学理念，蔡元培和梅贻琦这两位大师在此过程中无疑起到了开启先河的作用。对之加以深入挖掘和总结，对于确立新世纪我国大学的新理念仍不乏借鉴价值和教育意义。（《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3期）

　　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
　　余翔林

　　近一个世纪以来，已有无数的文章，众多的学者、师生及其倾慕者探讨过北大及蔡元培，或蔡元培及之北大的办学精神。其中最为深刻，具有不朽生命力的则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它已融化在百年来北大师生追求科学真理、唤醒民族自觉，倡导思想自由，呼吁爱国奉献精神的血脉之中，成为北大人心中永不磨灭的校训。
　　　　１９１７年蔡元培出长北大时，针对清末民初北大之积弊，首先以观念变革为先导，提出了“大学是什么”的问题，从而形成了崭新的办学宗旨。
　　　　他说：“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曰砥砺德行。……以身作则，力矫颓欲。……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三曰敬爱师友。……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这三条宗旨如一股春风，一扫北大学生读书为升官发财之旧习，力纠师生不问学问，光阴虚度，敷衍搪塞，贻误国家之流俗，为北大带来新生的希望（引自《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１９１７年１月９日）。
　　　　在此基础上，一年以后，在蔡元培先生亲自撰写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上，就明确提出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他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应取“兼容并收之主义”，“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蔡先生为晚清翰林，民国部长，又多年游学德国欧洲，是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鸿儒，这一办学理念在他身上有着深刻的中、西学的渊源。为此，他引用《礼记》《中庸》中的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认为这就是兼容并包的道理所在。就西方大学而言，他说：“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这就是思想自由之通则。
　　　　笔者认为这不仅表达了蔡先生举办教育，追求学术的博大胸怀与深邃眼光，也表现了先生可贵的追求真理的自由精神和批判精神。他曾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１９３４年１月１日）中说，“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效’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是对学术上“定于一尊”的批判与否定，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刚柔相济，相反相成，兼容互易的辩证思维的倡导。
　　　　关于“思想自由”，他在《大学教育》（１９３０年）一文中说：“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其实人类对理性的追求有久远的历史，庄子就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而“知”的核心则是思想的自由。苏格拉底则认为：“学者必须有权力探索一个论点到它可能引向的任何地方。”（转引自《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与治校》眭依凡著，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作为大学探索真理的原则，首先是由洪堡１８１０年在创办柏林大学时确立的。它的哲学基础是承认人的思想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思想自由才能引导出对旧有观念的批判与质疑，因而成为接近真理，创新观念的前奏。因为“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的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高等教育哲学》布鲁贝克著，王承绪等译）
　　　　在上述办学理念的指导下，到１９２７年短短十年，北大就焕然一新，成为一所大师云集，学问卓著，光耀社会，充满朝气的著名学府。在蔡先生不拘一格延揽的人才中就有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有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有始终保留长辫的怪才辜鸿铭，及旧派保守人物黄侃、刘师培、陈汉章等。还有既无学历又无资历自学成才的青年学者梁漱溟，并邀英、美著名哲人罗素、杜威等来北大任教讲学，一时人才济济，蔚为大观。后来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把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及“思想自由的精神”誉为“北大之精神”，是学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的根本原因。可见这一精神的宝贵及超越时代性。
　　　　蔡先生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对当代大学亦有重要的借鉴，它包括了在大学中应鼓励“只问真理，不顾利害”的人格追求，以宏大的胸襟容纳各种学术派别；容纳各种学术思想和观点；容纳性格各异，行为不羁的各种人物；容纳各种学术团体的交流，辩驳组织制度之存在等等。当然这种容纳要以爱国为底线，以“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为规范，最终还是要造福人民与国家。
　　　　回顾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北大百年校庆庆典上的讲话》所言，今天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目前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北大的精神实当发扬，以努力创造这一美好的未来。（科学网：2003-08-26 ）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余翔林

　　大学的校训历来是一所大学珍贵的价值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体现了学校弥坚历久的深厚文化传统，在润雨无声中陶冶着师生的性灵，启迪着高尚的精神追求，使师生无形中染吮了母校特有的素质、灵气而彪炳于世，赢得社会和人们的公认，从而也使学校的魅力经久不衰。
　　　　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原中国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局长余翔林教授对大学校训进行了专题研究。本报从今天开辟“校训管见”专栏，陆续发表余翔林教授的文章，与读者一起细细品味著名高校的校训精髓。
　　　　清华大学这所有近百年建校史的著名学府，师生们引以自豪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铿锵有力又极富哲理和历史厚重感的八个大字。它出自著名的戊戌变法领袖、思想家梁启超（字任公）之口，源自《易经》。
　　　　据清华校史记载，１９１４年１１月，梁启超先生曾应邀到清华学校作题为《君子》的演讲，此前他的《少年中国说》一文对中国未来之期望，打动过无数的爱国青年，文中“红日初升，其道大光，……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也成为不朽名句。这位儒雅刚毅的名士在清华建校三年时的演讲是十分动人的。据载，他着布衣衫，清秀俊逸，信步走上讲台，声音宏亮道：“……周易六十四卦，言君子者凡五十三。乾坤二卦所云尤为提要钧元。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他又说，“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则民国幸甚矣。”（引自《清华精神九十年》闻奇，周晓云编著，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４月）此次演讲后，清华学校即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校训，刻于校徽，制作匾额，永久流传。这八个字的意思是：天道的运行刚健有力，君子因而要奋发图强，永不休止。大地的气势宏博，君子因而要厚养德性容载万物。它很好地体现了清华师生奋斗进取，行胜言谨及德才并重，胸怀博大的传统精神，成为了近百年来清华大学屹立于世的精神旗帜。
　　　　几年以后，梁任公弃政从文，专注于学术研究，经常在京、津两地大学演讲，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又受聘于清华学校，后来成为清华著名的国学研究院的四位国学大师之一。清华以梁任公的一篇演讲而得无价之校训，可见其演讲的风采。笔者为此专门引录一段梁实秋先生回忆当年在清华求学时，听梁任公演讲的精彩文章，与读者共享。梁实秋说：“任公先生的广东官话虽够标准，但距国语甚远，他的声音沉着有力，有时又宏高激亢，所以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个字。”他又说：“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了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疑为叹）息。”“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的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时为清华的学生，梁实秋之同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地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转载自《中国大学十讲》陈平原著，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０月）这段漫画式的描述真是神来之笔，任公先生之灵气已跃然纸上。
　　　　其实校训体现的精神也是不断传承发扬的。１９３１年梅贻琦先生出长清华时提出的：“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而有大师之谓也。”已成为中国大学的著名理念。他的“研究学术，造就人才，服务国家”的大学目的论，以及“通识教育”的大学教育观，到今天仍有生命价值。
　　　　建国以后，蒋南翔任校长期间，公平而论也应是功大于过。他所关注的方向与质量问题，又红又专的问题，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因材施教，发展个性以及师资培养之双肩挑等问题，都抓住了社会主义大学建设的本质，且多有建树，今人当以厚德而容之。
　　　　梁任公在清华演讲，倡导“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已过去了９０年，它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清华学子，其精神又在传承中不断丰富发展。清华大学前党委书记方惠坚教授对此有一段精炼的概括，现录于下，他说，清华精神：“主要是挽既倒狂澜，作中流砥柱的气质和爱国奉献的精神；自强不息、追求完美的高标准要求；崇尚科学、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注重实干、行胜于言的工作作风；厚德载物、胸怀宽广的处世哲学。”的确，这是清华几代人奋斗形成的文化传统，是一种感染和塑造人的无形的力量（引自王冀生著《现代大学文化学》一书序，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４月）。
　　　　回眸清华的沧桑历史，哲人已去，校训尤存，它给后人的启示是如此之博大，如清华老校歌所云，似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催人行健不息以自强，其道大光。 （科学网：2003-08-19 )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余翔林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有光荣传统的南开大学的校训。提出这一校训的是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家，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先生。对该校训的深刻诠释，见于１９４４年１０月张伯苓先生在《４０年南开学校之回顾》的演说之中。
　　　　张伯苓（１８７６～１９５１）早年习武，曾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寄望于武力救中国。但１８９４年甲午一战，北洋海军惨败，１８９８年他在通济舰上实习时，又在威海卫亲眼目睹“国帜三易”，两件事使他深受震动，悲愤填胸。他说：“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从此他弃武从文，坚定地走上了“办学校，兴教育，开民智”的教育救国之路。为此他曾先后去日本、美国考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于１９０４年创办了南开中学，又经过１５年的筹备于１９１９年创办了南开大学。１９２３年创办了南开女中，１９２８年创办了南开小学。１９３１年为提高南开的学术地位又建立了专事研究，培养高级人才的经济和化学两个研究所。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校教育系统，这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其百折不挠的毅力，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对国家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允公允能”的提出，是出自张伯苓先生对中国民族弱点的思考。他在１９４４年说，中华民族有五大病：“愚”、“弱”、“贫”、“散”、“私”。“右述五病，实为我民族衰弱招侮之主因。”因此，大学之造就人才“最终归结为‘公能’两字”。他说，“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
　　　　“日新月异”源自《礼记·大学》中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用它激励师生每日每月都要奋发努力，自强不息，去创造学校的新面貌，新气象，也使自己每天在道德修养上有所进步。
　　　　张伯苓先生以古稀之高龄，回忆“南开学校４０年奋斗之史迹”时感慨万千。他说：“当年创立，系受困难之刺戟，而办学目的，全在育才以救国。……盖南开过去，无时不在奋斗中，亦无时不在发展中，日新月异，自强不息，为我南开师生特有之精神。”的确如先生所言，历经千辛万苦建立起的学校，在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南开大部校舍均被日机轮番轰炸焚毁，数十年心血毁于一旦，使先生“闻耗大恸”！之后，奉教育部命与北大、清华并迁长沙，复至昆明，建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时期最负盛名之学府。张伯苓校长又与蒋梦麟、梅贻琦两校长一起，成为共同领导西南联大的三常委。三校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永存于世。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丰富的内涵，表现了张伯苓先生很独特的教育思想。
　　　　他说，南开的教育“一曰重视体育。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学校提倡运动，学生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学生之运动不仅在技术之专长，而在全体学生身体的锻炼，并且尤重体德之兼进。大学体育的这一指导思想，今天看仍是全面而深刻的。“二曰，提倡科学。……其目的在开通民智，破除迷信，引起国人对研究之兴趣，促进物质文明之发达”。他又说要有“科学精神”，“不重玄想而重观察……重实验”。并批评说：“中国教育最大之缺点，为只知用脑而不知用手，故为纸上谈兵。现在中国所需要的人才，是须有手脑齐全者。”这一观点在他“学行合一”的演说中亦有深入的阐述。“三曰，团体组织”。即倡导在课余，学生自己组织起来开展学术研究，主办讲演和辩论，出版学生刊物，排练各种剧目演出，举行音乐演奏，可谓丰富多彩，亦不逊于今日大学中倡导的美育、人文等全面素质教育。“四曰，道德训练”。他说：“现在社会上的变迁很大，而多流于偏废，只重物质，不重道德……我们应极力矫正。”教育者除“教学生学”之外，还要“教学生行”。“行”些什么？就是行做人之道。这样，才能算是好的教育。其中特别深刻的是他提出，“人格要与人合作才能表现”，要求学生以公众利益为己任，发扬爱国之精神。他说：“吾甚愿诸生以火把自命，匪独自燃，且能助燃，则方为真正之爱国。”当我重读张伯苓先生６０年前的这些论述时，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和油然而生的钦佩，他的教育思想的深刻性和普遍性，已经受了时代的陶冶至今仍闪烁光辉，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奇迹。
　　　　世界著名数学家陈省生先生在回忆他的大学生涯时曾写道：“１９２６年，我１５岁，考入南开大学。……头一年进去不选系，就念数学、物理、化学、国文、英文五门课。……三年级才开始进入理学院的数学系。”他又说在当时，中国人以数学为主科在国外得博士学位的只有胡明复、姜立夫两先生（均在哈佛）。１９２７年二年级时，由于姜立夫先生亲自给学生讲授数学课，如高等微积分、立体解析几何、微分几何、复变函数论、高等代数、投影几何等，使陈省生的读书生活与态度有很大的改变。他说：“姜老夫子是一位很好的老师，课讲得很好。”“在人格上道德上是近代的一个圣人（胡适之先生也曾如此说过）。他态度严正，循循善诱，使人感觉到读数学有无限的兴趣与前途。”正是南开大学的成功教育和姜立夫这样人品、学问均堪一流的大师引导，才使青年陈省生走上了数学研究之路，并在世界数学史上留下了中国人的巨大贡献。陈省生先生在古稀之年还深情地说：“我身在他国异乡，但我总时时怀念着启迪我智慧、教给我知识、哺育我成长的母校——南开。”张伯苓先生如泉下有知，也会感到无限的欣慰。
　　　　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今日之南开大学，一定会像老校长期望的那样，“抱百折不回之精神，怀勇往直前之气概”成为世界一流的著名学府，“实现我华夏国家无疆之光辉也！”（科学网：2003-09-09 ）

　　当代大学教师的教学理念
　　陈雅芳

　　一、专业发展与终身学习相结合的理念
　　 当前，伴随着世界教育的发展，教师专业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早在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就强调教师的专业性质，提出“教学应被视为专业”。时隔30年，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日内瓦召开了第45届国际教育大会，会议通过了九项建议，其中第七项就是“专业化：作为一种改善教师地位和工作条件的策略”。我国《教育法》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次从法律上确认了教师的专业地位。1995年，我国又建立了教师资格证书制度。这些，为提高教师专业化提供了条件和机遇。然而，在我国高校由于长期以来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对教师的“专业性”重视不够，研究不多，主要表现在：一是忽视职业训练。现在补充进高校的新教师在学历上已主要是博士和硕士了，他们几乎未受过教师这一职业(国际社会认为其至少也是准专业)的训练，对他们能否充任大学教师并没有经过有关职业素质的检验。由于他们的专业和学科背景，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具有发展学术、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但并非都具备从事教学和教育的条件。事实上，对教师这个职业，更重要的是在具体教育情境中处理问题，需要在很多小地方上动大脑筋，而这些都需要
　　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的武装。二是缺乏自主成长。一些高校教师仅仅满足于维持性的教学。一份教案几十年不变，一些教师满足于本学科的知识传授，通识基础薄弱，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更显不足。一些教师拘束于传统的“师道尊严”，未能走下讲台与学生进行沟通和探索。这些教师已经不适应开放社会和开放教育的要求。
　　 如何促进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呢?笔者认为：一是不断发展敬业观。教师工作的艰巨性、崇高性、神圣性和未来性，需要高校教师不断提高甘于平凡的敬业观。要舍得把自己的精力用在教学上，扎扎实实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大学的知名教授应坚持给本科生上课，为学生介绍该学科前沿动态和发展方向。青年教师更要多地给学生上课，以便积累丰富的教学经验，并与学生一块成长。二是不断提高专业能力。这里有三方面的工作要做：(1)对尚未接受过教师职业训练的年轻教师，要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教师职业教育培训。(2)对长期坚持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要分期分批进修培训。(3)不断促进教师的自主成长。一方面教师必须具备内在的“自主发展”的心理需要和成就动机，才能不断反思，不断进取。另一方面，教师必须具备能够实现“自主成长”的身心素质，才能拥有优秀的智能结构和情感智慧，从而能把无限丰富的知识有效地传递给受教育者。
　　二、知识传授与合作探究相结合的理念
　　 钱伟长教授曾指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正面临着各方面的调整和改革，但对教学方法“动手术”的还不多见，大部分还是过去的那种“填鸭式”的教学。主要表现在：一是教学方法死板。有些教师基本上是讲授教材、传习知识，师生之间交流较少。二是讲课枯燥无味，内容不更新，教学讲义几年不变。
　　 现代的教育过程必须为学生一生的生存和发展打基础，这就需要高校改变整个教育和学习方式，即由维持性学习转变为预期性、创新性学习。这就要使“教育成为学习者主动和由学习者推动的过程”，高校教师成为“学习的促进者、组织者和主导者”。这种教和学的合作将是未来教育的显著特征之一。
　　 教师如何以合作伙伴的身份驾驭教学过程?当代欧美国家兴起的建构主义理论，其观点在教育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根据该理论所形成的三种有代表性的教学方法——“情境式教学”、“支架式教学”以及“随机访问教学”也适合大学教学，有利于形成师生良好的合作关系。其操作方法如下：
　　 “情境式教学”指创设含有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的情境，使学生在探究事件或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主地理解事件。一旦这类事件或问题被确定，整个教学内容和教学进程也就确定了。情境式教学大致由创设情境、确定问题、自主学习、协作学习、效果评价几个环节构成，“教学为学生建构和分享知识提供了一个共用平台有利于学生之间的交流；围绕真实的事件或问题组织教学使教师的管理比较容易，也有利于使学生原有的经验水平趋于平衡”。
　　 “支架式教学”是指通过提供—套恰当的概念框架来帮助学习者建构知识的教学方法，借助该概念框架(支架)，学习者能够独立探索并解决问题，建构意义。其理论基础是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主要环节包括搭脚手架、进入环境、独立探索、协作学习、效果评价等步骤。
　　 “随机访问教学”的理论基础是“认知弹性理论”。随机访问教学主张对同一教学内容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境，基于不同目的，着眼于不同方面，用不同方式多次加以呈现，以使学生对同一内容或问题进行多方面探索和理解，获得多种意义的建构。这种教学不是抽象地谈论如何运用概念，而是把概念具体到一定的实例中，并与具体情境相结合。每个概念的教学都要涵盖充分的实例或变式，分批用于说明不同方面的含义，而且，各实例都可能同时涉及其他概念。因此，随机访问教学绝非为巩固知识技能而对所学内容进行的简单重复，而是对所学知识或内容意义的不断建构，其基本环节包括呈现情境、随机访问学习、思维发展训练、协作学习、效果评价等步骤。
　　三、专业精深与博学多才相结合的理念
　　 按传统的课程组织观点，课程无非就是一些各自孤立的学科。教师更多的是按高校的教学计划，进行学科教学，较少考虑到学科交叉或课内外知识综合，更难以通过科际整合，形成大学生比较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呼唤已久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总是游离于课程之外，最多也是几场讲座或几节选修课，这样完全达不到知识的综合和迁移。
　　 存在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以系为单位的体制，对跨学科、综合课程的开设有影响；二是综合科目的开设要求有相应的教学手段与之配合，特别是要求不同学科任课教师密切配合、共同备课，必然涉及管理制度、教学方式、评价标准、教师培训等系列工作。
　　 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挑战和要求，大学教师要具有立体多维的“综合观”。首先，要求教师知识结构的综合。文科类的教师要有起码的科学素养，理工类教师要有必要的人文知识。大学教师必须是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应该具备一定的科学、管理与法律知识，还必须具备必要的文化、艺术修养。其次，要求教学手段的综合。未来教育过程的变化，教育个体化将使教育愈益成为学习过程，加之电脑、视听等现代教育手段的应用，特别是信息网络的发展，将大大扩展教育的广度和深度，使课程更具多样化、综合化、软件化、积木化和模块化。需要教师在教育中注重视听手段的综合，讲授与讨论的综合，集体与个体化教学的综合，多媒体技术和交互网络的综合等。第三，重视课内外的综合教育。我们知道，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决不是靠增设几门课程就能做到的，而是要靠在课内外的总体活动中营造一种环境，形成一种氛围，使学生从中得到锻炼和养育才能逐步形成。当然，对学生的教育和影响不仅来自校内，还来自社会。因此，教师必须开放课堂，突破现行教学计划的框框，考虑环境与氛围的营造与形成。
　　四、科学教育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理念
　　 教学不仅仅是认知信息的传递过程，其中也渗透诸多的人文因素。泽姆与苛特勒在《论师范生》一书中提出，未来教师的形象是：(1)一名人际关系的专家；(2)一名有效的交往者；(3)一名帮助者。作为人际关系的专家的素质内涵是：具有真实的、无偏见的、同情的和乐于接受学生的态度，善于运用教学中的非言语行为，懂得支持性的、关注学生的策略。作为一名有效的交往者，其基本素质包括：营造真诚的气氛，促进全体学生有效交往、有效的班级交往的规划，创设班级交往的关系，规范有效交往的实践。作为一名帮助者的素质包括：理解学生、信任学生、同情学生。然而，高校的有些教师人文关怀少，人文氛围差，教育缺乏情感性。有的教师教学对学生缺少价值吸引，缺少热情激励，缺少人格魅力。“道德教育”简单化、教条化，往往离开实践讲修身，离开情境讲行为，离开生活讲情操，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人文教育”理性化，缺少人文性、情感性。即“人文课程”逻辑化、概念化，教学内容很枯燥。“科学教育”未能充分发掘其“善”和“美”的一面，对学生进行真善美的教育和陶冶。在新的世纪，教师的权威不再仅仅是对知识的垄断，而是教师本身的人格魅力与工作作风。传统的师生关系将被新型的、充满爱的、极富人情味的以人为本的师生关系所取代。因此，要求教师具备“三心”：第一是同情关怀之心；第二是公正善良之心；第三是移情分享之心。并具备二方面的情感能力：对自己要善于识别、认识自己的情绪、脾性、旨趣，并善于表达、控制，能够激励自己、战胜挫折。对学生要善于体察学生，识别学生情绪，善解人意，而且善于沟通，能够移情、分享，善于欣赏、激励、感染学生。（《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第1期）


　　主编：张培营 强建周 责任编辑：尹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