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为了深入实施大学文化建设计划，挖掘西电红色文化资源，发挥文化育人功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机关党委、离退休处、档案馆、图书馆、人文学院、校友总会等单位联合，主要面向离退休老同志和校友推出“讲述西电故事、留存西电记忆、传承西电精神、弘扬西电文化”等征文、访谈等活动。为此，我们特开设“西电往事”栏目，对征文、访谈的内容进行选登，稿件内容仅代表作者（受访者）本人的观点。欢迎广大师生积极投稿，可发送邮件至news@mail.xidian.edu.cn。联系电话：81891716。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为了弘扬抗战精神，增强广大师生的爱国爱校之情，我们将陆续对抗战老战士进行访谈，也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李文璞：我的西电记忆

■采访/季庆阳 赵玉娟文字整理/赵玉娟

李文璞，男，1932年3月出生，原籍河北，195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参军入伍，在军委工校六大队学习，1950年转入二大队机务班学习，1952年担任第一任雷达系2班主任，1954年调保密处任保密员，1956年调入训练部担任秘书等工作，1969年调入校办，之初参与校展览馆的筹备和组建工作，1969年后担任校办主任，至1992年离休。

伪满洲国过童年 优异成绩进入军委工校

记者：您从小生活在东北，在日本统治东北期间，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李文璞：我虽出生在河北，可是成长在东北。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母来到哈尔滨以北的海伦县生活。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苏联红军进驻东北，再后来解放军进驻东北。

我的小学时期，接受的完全就是日本的奴化教育，主要学习日语、满语（汉语）和算术。所以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能听懂日语中的简单口语。因为学校平时有很多校长、老师训话之类的活动，如果你没有听懂，老师会直接动手打人的。

在我记忆中，日本人把东北做为殖民地统治，在一般生活上，对老百姓实施配给制，当时每个家庭都有购粮本，买粮食及其他任何东西，都得通过购粮本。日本话叫“通帐”，你帐本里有啥才能买啥。购粮本分等级，甲等是日本人和台湾人，供给大米白面；乙等是朝鲜人，一般是高粱米和苞米茬子；第三等是一般平民（满洲人），基本上连高粱米这些都吃不上；第四等就只能吃糠咽菜了，是最苦的。像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一般都是三等或更低。

14岁时，我来到哈尔滨第一中学上学，学校一个年级10个班，总共有26个班。后来学校的学生大多参军、南下新解放区工作、参加下乡工作队等等。在这期间，我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945年，苏联红军开始解放东北，因为苏联红军组织纪律都不是很好，经常发生打人、抢东西、强奸妇女等事件。随后，共产党接手东北，宣传共产党的思想和政策，由于我们对苏联红军的印象都非常差，大家都有抵触情绪，思想上都不太能接受。

直到1947年，我参加了劳动建设队，主要是修铁路、修河坝。后来参加建政队，介绍人民政权、介绍现在共产党的政策。在多次介绍政策的过程中，我慢慢对党的政策有了新的认识，思想上也跟着有了很大的改变，消除了旧的思想观念。1948年9月1日，我参加了共青团，当时在东北叫毛泽东青年团，后来改成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记者：李老师，您能谈谈当时是如何参加革命的吗？

李文璞：1949年，张家口军委工校来哈尔滨第一中学招生，招生时只说是我党成立的一个军校，但是具体在什么地点、做什么都没有说。学校动员大家报名参军，我就报名了，后来经过政治审查，我们学校有3个人通过。我有幸成为其中一个，随后就来到了张家口军委工校学习。

记者：您能谈谈当时到张家口后学校的情况吗？

李文璞：后来到学校报道后得知，我们军委工校第一批总共招了3000学生，主要来自北京、天津、武汉。东北地区总共招收了大概50人。

我们来到张家口后，主要遇到一个问题，生活上是比较艰苦的，吃的主要是小米饭，一个礼拜吃一次大米饭，饭桶是大木桶，自己吃自己盛，8个人一盆菜，就是这么艰苦一个生活条件。不过吃饱不是问题，由于当时学校很多南方人，尤其是上海人吃不惯小米饭，听说有的学生跑了。

我们住的地方是原来的日本人的兵营，后来国民党的军队也在那里住过，我们去了以后呢，装了玻璃、房顶、木板床就住进去了。一个房子就是一个班，一个班大概15人，一个床铺上睡5、6个人。张家口的冬天零下二十几度，只有一个壁炉，还是挺冷的，大家伙都挤在一起。

当时的军委工校组织机构是一共分为三个部，第一部是通信；第二部是情报；第三部是机要。后来到1953-1954年，第一部成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第二部搬到洛阳；第三部到长春，建立了机要学校。

我们一部当时属通信部领导，共分为六个班，主要是依据文化程度来分班，越高代表文化水平越高。一班是报务班，二班三班是机务乙班，四班是机务甲班，五班是工程乙班，六班是工程甲班。六班基本上都是已经大学毕业的，五班是大学一二年级的，机务甲班是高中毕业生。我当时是高一，分到了三班机务乙班。课程的安排也都是依据文化水平进行，我们机务乙班都讲很多高中的课程，三角、物理、语文，以及机务、报务等业务课。

记者：由于表现优异，您还没有毕业后就留校工作，担任区队长，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李文璞：1951年7月，我提前毕业了。其实我的学业还没有完成，正式毕业应该是1952年2月份毕业。由于工作需要，学校就把我抽调出来当区队长。

一个班有6-7个区队，一个区队大概四五十人，有班主任、副班主任，区队长。后来还设立了指导员、政委。区队长就相当于现在的辅导员，负责区队学生的学习、生活、日常事务管理等等。1951-1954年，我担任了四年的区队长，后来我就来到了保密处、训练部。

1952年12月，中央决定把大连工学院电讯系全部合并到张家口军委工校，学校派周明远、李尊鲁和我到大连去，负责接收大连工学院的学生、教员及实验设备等相关工作，

我们一行人一去就是两个月，实地了解情况后做宣传教育工作，总共接收了24名教员，210名学生，这些教员和学生里有几个后来都非常有名气，比如，教员毕德显院士，吴鸿适、朱曾赏教授，后来我们西电的校长保铮院士、王越双聘院士，当时就是其中的学生，还有赵书芗教授、丁鹭飞教授、刘云兰教授等都是其中的学生。

告别张家口 西迁途中趣事多

记者：1958年，告别张家口，学校整体搬迁来到西安，您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李文璞：学校原本在张家口市，所处位置偏僻、闭塞，学校要扩大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当时学校有无线电工程系、有线电工程系、雷达工程系、指挥系和高级速成系。张家口既不能满足工程系学员的需要又不能满足指挥系学员进行军事训练的需要，因此就这个问题学校请示了上级领导。经国务院批准，学校由张家口迁至北京，并确定为北京农业大学罗道庄校区。后来经我校实地考察认为，农业大学校址较小、房屋少，校内还有个大水池，这一方案被否定。

后来根据全国统一部署，很多大学开始内迁，我校经过各方考察，确定迁址西安。这一决定主要是从战争因素考虑，西安地处祖国中心，四周天然环境好，大专院校多而集中。西安又是古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发展前途较大。于是学校就派人到西安联系考察，得到当时省市机关的热情接待和全力支持。

根据西安市的规划，最后确定为在边家村南，徐家庄、白庙村、沙井村之间建设校区。1956年3月，总参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学院”西安办事处。1956年4月，就开始了西安新校址的建设工作。经过两年三个月的时间，从征地到设计到全面施工，到1958年6月，共完成了13万平方米的建设，保证了学校的顺利搬迁。

从1949-1958年，学校一共在张家口度过了9年的时间。临走前，学院和当时接管校址的解放军联合一起举办了宴会和联欢晚会，张家口地委、专署、市委、市人委、各友军及其他单位领导同志参加晚会。

学院离开张家口前，全院停课一周，参加修整学院和解放军251医院中间的黑水坝水渠。全长50华里。全校的同志日夜施工，不怕苦不怕累。期间遇到了当年日军修建的存放弹药的地堡时，我院当时有在部队使用过炸药爆破技术的同志，用炸药炸开了地堡，保障修建工作的顺利进行。就这样吃住睡在工地，用了一周的时间，完成了600公尺的水渠修建任务，这也算是我们给张家口市做的最后一次贡献。在与张家口的各个领导机关、领导机构、居民一一告别后。我校开始了大搬迁的工作。

张家口距离西安1500余公里，全院教职员工及家属子女近4000余人，各种物资设备近几千吨，还要在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全部搬迁到西安，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除了大型的机械设备由学院统一组织搬运，其他的小型器材，零散的物资均有各单位组织搬运。训练部的搬运任务就落到了机关干部的肩上，分给我们的工具只有一辆马车，而且是没有马只有车，我们十七八个同志，由身强力壮的赵云山同志在前面驾辕，大家在后面推，学校当时是位于东山坡上，车到下坡时，更是需要小心，每次运输完都是满头大汗，大家也都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越干越有劲，数不清跑了多少趟，就这样我们把物资一趟一趟拉到火车站，装车运往西安。还记得正逢“八一”建军节前后，北京京剧院的毕业学员来到张家口进行汇报演出，学院发票组织大家去观看《穆桂英挂帅》，一天的辛苦劳累在看完演出后大家似乎也都忘记了。

根据学院整个的搬迁计划安排，学院器材、物资、人员分六批撤离张家口。第一批于1958年6月24日出发，最后一批撤离时已是8月10日了。第一、二批主要是学生，一些提前毕业的学生，先到达西安打前站。

第三批于7月份离开张家口，由训练部的韩克树部长带队。期间还谱写了一段军民团结战斗的插曲。在列车到达洛阳时，突遇暴雨，冲毁了通往西安的铁路桥梁，道路中断，被迫停留三天。

第二天洛阳市政府组织学院300多人到洛阳拖拉机厂参观学习，在参观过程中，洪水袭来。大家立即与拖拉机厂工人一起在工厂周围围筑防洪堤坝，及时保护国家财产，免受损失。随后大家又来到了防汛指挥部，参与到洛阳市粮食局的防洪工作中来，修堤坝，背粮食，整整干了一天，好多同志双手都磨出了血泡，衣服也是一次次湿透。上述活动也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过的一致好评。洛阳市粮食局还赠送学校一面“抗洪救粮先锋”的锦旗。

我是第四批撤离的，主要是学生、干部、家属，工人，一共占用了51节车厢。我们和第三批一样，由于铁路被冲断，被迫在洛阳停留， 期间也投入到了抗洪抢险的工作中。铁路修好后，我们继续出发时，正好遇到了一批从朝鲜战场撤回的志愿军，因为我们是军校，也穿着军装，所以一路上都得到和志愿军一样的照顾。

最后，火车顺利到达西安，圆满完成了列车运输任务。学校也圆满完成了搬迁工作。

教员学生齐上阵 一锹一铲建校园

记者：到达西安后，您能简单谈谈学校当时的情况吗？

李文璞：到达西安后，走进校园，可以看到教学楼及宿舍楼已经建成了，但是校园里的马路没有修，操场还没有平，学校北门外也没有路，就是一条大沟，教学楼周围的土堆有二层楼高，很多的教学设备都还未安装，几十万册图书也都还未上架。

为了保证能按时开课。大家放下背包，发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光荣传统，自己动手劳动建校。拿起铁锹铁铲，拉起架子车，开始干活。拉土、修路、平操场和绿化马路。

很快到了9月1日，学院的面貌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观，教学楼周围平整了，北门外的大沟不见了，校园里的几条主干水泥马路修好了，大操场基本上平整完毕，可以满足大家锻炼以及阅兵的需要，各种教学设备陆续安装完毕，图书馆可以按时开馆了。这是我们全体艰苦奋战、团结协作的成果。

记者：您能谈谈您在在训练部期间，学校教学，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招生等方面的情况？

李文璞：1956—1982年，我担任训练部的秘书，主要负责一些行政事务。

当时学校分为训练部、政治部和后勤部。训练部主要负责业务、教学，基础教研都属于训练部管，专业教研属于各个专业独立的。

训练部最早规模较大，有50多人。在张家口时期只有20多人，后来还曾把军事教研室、通信教研室、数学教研室、物理教研室等9个基础课教研室都合并到训练部了，多达几百人。所以整个训练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安排、审查通过等都是训练部来负责。

当时的部长是韩克树，他是北大的学生，咱们学校的前身晋察冀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的第一批学生毕业后留校当教员，业务水平很高，为人很倔强耿直。

后来是何太，是华南抗日游击队的成员，虽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人很有才华，文字水平很高。90年左右回到广州任广东暨南大学的教育长。

记者：您1982年来到校办，92年离休，谈谈这10年在校办的一些情况吧。

李文璞：这段时间，我主要是参与了校庆以及学校展览馆的大部分准备工作。展览馆是1982年正式开始的，学校要搞校庆，希望把学校的一些情况全部都搞清楚。之前我们就没有搞过校庆活动，1982年，35周年校庆是第一次（当时把建校时间确定为1947年，后来改为1931年），收集了好多珍贵的实物、资料等，直到2001年，我都还在参与这些工作。

印象较深地是，记得当时有两个铁皮柜子的照片，但都是底片，要从这里面选出来学校的发展历程，我就一张一张的看，从80年代就一直在那搞，选出一些有用的，并且附带上说明书。

记者：您在西电生活了将近70年，能不能结合个人经历，谈谈西电有什么地方做得好，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后代人发扬的？

李文璞：只要埋头苦干，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有目标就都能实现。实际上，学校的好多工作都是我们自己慢慢摸索出来，一步一步干出来的。干工作不能讲价钱，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