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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厚生：心怀国家的“控制大王”

■采访/学生记者 冷静 李梦鹤 文字整理/李梦鹤

王厚生，男，1930年出生，江西省南昌人，195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7月赴捷克布拉格工业大学学习，1960年至1986年，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任教；1986年至1990年，任电子工业部五十二研究所，所长。1997年退休。

以江西省高考第一名进入留学生预备部，赴捷克“取经”建设祖国

记者：王老师，您曾经在捷克布拉格工业大学留学，能给我们讲讲这段经历吗？

王厚生：1952年，全国刚解放不久，全国统考之后，国家根据全国统考成绩选出200名学生到留学生预备部进修学习，准备将其派遣出国。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成批地派遣留学生出国，虽然以前也派遣过，但都不是成批的，我们算是第一批。我当时是在江西省，分数是江西全省最高的。到留学生预备部之后，我们就学俄文和政治。然后组织部组织政审，调查我们这些人的政治背景和出身。一年下来，淘汰了一些人，但是国家做的很周到，政审不合格不能出国的，国家就允许这些人想到国内哪个大学就到哪个大学去学习。当时国家还鼓励大家到哈军工去，那时候哈军工刚建立，国家也希望有才之士去学军工。在留学生预备部时，一些领导经常去讲话，刘少奇也曾经去给我们讲话，告诫我们出去要好好学习。出国前，周恩来总理给我们讲话，他讲的很好很有人情味，他提到了唐僧取经，说我们是国家派出去的取经的人，出去要好好学习，取得真经回来建设国家。这话很鼓舞人心，让我印象深刻。

出国之后我们来到捷克，在捷克学了一年捷文。当时没有人懂捷文，也没有词典，一开始就用捷俄字典、中俄字典来查字，后来老师又用英文来讲，到最后就用捷文讲捷文了。因为环境的关系，周围都是捷克人，所以学习起来也比较快。一年以后，我们开始上工学院。我们第一批到捷克去的27个人中有上文学院和外贸学院的，但是多数是上工学院的。我上工学院的是电气学院。我所在的学校叫捷克布拉格高等工业学校，是捷克最有名的一所大学，是捷克的王牌大学。我在那里学习时它已经有着270周年历史，是欧洲第二老的高等工业学校。

捷克的办学思想是淘汰制，考试两门不及格的淘汰，一门不及格的留级，而且不能留两次级，留两次级也淘汰。前5个学期，淘汰之后大概留下三分之一的学生，三分之二的都被淘汰掉。前5个学期算是基础课，5个学期以后就分专业，进入专业课以后就不太再淘汰人了。学校有通信、雷达等很多专业，我读的是自动化专业，自动化是其中要求最高的专业。它要求前五个学期学分都在4分以上才能进入，基础要求特别强，对学生要求特别高。

捷克教育不像我们中国的教学思想，特别是咱们学校原来提倡不放弃一个阶级兄弟，希望我们招收的学生都能够逐渐的学出来，能够顺利毕业，教师施教时候是按照中下水平施教，如果施教太高太严，学生就会跟不上。而捷克是按照班上最高水平施教，跟不上的就被淘汰，我们学电子仪器课的时候，这门课是很重要的课程，有三个学期都在上这门课。老师上课按最高水平上。当时我们班上有个学生，他在进大学之前，在德国西门子公司工作了六年，又在另外一个著名公司工作两年，有着八年的工作基础，老师就按照他的水平讲，教学水平高速度快，学生只能拼命努力拼命跟。在国内大学，投影几何是被作为一个制图基础，而在捷克不是把投影作为画图的基础，而是作为训练人的立体思维的课程，他们在中学就学了两年的投影几何，在我们国家中学，只有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解析几何，没学过投影几何，对那些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们那批人里有一个在国内上了一段时间大学的，说他们在国内学了两个学期的投影几何，在捷克一个礼拜就讲完了，讲课进度很快很深。但还好是从基础讲起，开始吃力点，也不妨碍我们接受和学习。第一学期考试，我和另外一个现在在清华的人都考了优秀。老师问我说你们在中学学过吧，我回答没有，他就在课堂上说，捷克人耻辱耻辱，学了两年还学不过中国学生。到第二学期考试，出了两道题目，满分20个点，我得18个点，因为图画的不够好，扣了我2个点，第二名得了7个点，这就是很高的点了，再下来就是捷克人得了3个点，一共只有七个人有点。

捷克是五年半学制，学校有一个优秀学生榜，榜上是成绩最好的10个学生，我一直是第一个，也就是说在捷克学习期间我一直是成绩最好的。原因可能有这么几个，首先我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解放前的教育体制学出来的，解放后我们上学，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有些就按照苏联的课程来上。那些课程把什么都讲将的清清楚楚，不用费脑子，只要努力学习就能学好。而在过去我们必须要自己动脑子想，思考吸收才能够学会。这样下来我们的底子就比捷克学生强得多，学习起来并不吃力，再加上我学习基础比较好，所以排名第一也没有很吃力。往往考试是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一刻钟就能交卷。

捷克的考试是一个月的考试时间，每学期大概考五六门，在一个月里面每门课给你一定的复习时间。因为我们数理基础比较好，根本不吃力。数学考试给一个星期的复习时间，我不用复习，我就打电话到斯格达工厂，我在那里实习过，和那里中央研究室的人交了朋友，我就给他们打电话，说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能不能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回复说可以我就到那里去。去了后他就给我题目，我就替他做。之后我跟他们一起到工作现场去参观学习。在捷克接触实际很方便，对学生的培养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有些课程我学起来就比较吃力了，比如一些实践课程。下课时我就去找老师说，我感觉这门课很重要，但是我跟不上，您能不能推荐我一些书和资料。老师告诉我一些杂志报纸名称，我就找来那些资料仔细翻阅。资料买回来之后，需要实践，我去买了一些电子管回来自己动手，这些做下来之后，我就知道怎么做了，这样听老师上课就好多了。

第五个学期暑假，我去学校安排的研究室实习。我一去他们就考我，要我检查测试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是多少，我很快就做出来了。他们一看我还可以，就把我分配给一个工程师一起工作。工作时候我跟他聊天谈技术问题，当时我们电子信息有基础，在他的工作里面都包括了，涉及到各方面的问题，我懂的就拼命跟他说，不懂的下班回去找书看，学到第二天就跟他聊。感觉我很不错，就让我跟他一起搞研究工作，这样就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毕业设计选题目的时候，我问学校有没有机床研究的题目，老师说有一个机床研究所给的题目，但是学校把它筛掉了。因为那个公司做了一年也没有做出来，老师说你要去就去吧。那个主任给了我五张有关照片。我考虑后就去做实验，设计了一个电路来实现它。快要毕业答辩时候，一个工程师去看我的作品，不小心碰掉了一个器件，电路短路了，他给了我一些二极管，我又重新装。后来就答辩，其中一个评审员就是那个研究所里的人，他说我的图是美国标准不是捷克标准，只给了四分。我走到门口时候，门房拦住我说评审员要我回去，给了我五分。

我是国家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记者：您的留学生活很精彩，那么您是如何来到西电的呢？您当时在学校都做哪些方面的教学？

王厚生：1960年初，我从捷克回国。回国以后到教育部报道，教育部一看我的情况，说你到国家科委人才司去报道。到人才司后，那里的人把我的档案一看，我学的技术是国家非常缺乏的，把我分到了导弹研究院。之后国家让我到外国语学院去学习。后来捷克来了一个工会代表团，那时候没有翻译，于是就让我去当翻译。翻译是很苦的，我当了两个月翻译，心里想要是哪天我能不说话就好了。回到国防科委后，他们又把我送到咱们学校在北京的办事处，然后从北京来这里报道。

到学校之后，我就在招待所住着等分配，那时候没有事，2系把我叫去，让我为他们编写自动控制的教材，我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给他们写了一本教材。后来成立5系，把5系作为学校的理论基础系。我是5系的第一个教员，参与了5系的整个筹划、建立。5系建立时，有计算机专业、自动控制专业、电磁理论专业。我是准备去当自动控制专业的老师的，当时自动控制专业还没有上马，脉冲课开课时没有老师，我就去讲脉冲技术，我讲脉冲技术各种现象时都用数学推导的，这种讲课方法在咱们学校甚至是国内都不多，对我们学校其他专业有一些推动作用。当时还组织了一个信息论学习班，当时在信息班讲课的还有有肖国镇等人。我讲统计过滤，是自动控制的一个分支理论。经过训练班以后，就成立了信息论专业，让我去帮忙讲一些课，我就给他们上噪声理论、通信理论基础，用的都是英文教材，因为这些课程没有中文教材。

后来国家科委有一个关于研究生回国后是不是能够学为所用的调查，我在报告里写到：我在国外学的主要课程是自动控制，回国来还没有得到发挥，但是学校对我也很好，我也努力上了些课，努力做了一些贡献。

后来，学校就让我到3系任教。到3系后，我就上自动控制的课，自动控制所有的课程我都开了，线性系统自动控制理论，非线性自动控制理论，开关系统，脉冲系统等，所以说当时学校的自动控制理论课程是不错的，基本上所有理论我都讲了，我能做什么就尽量做。

潜心科研，硕果累累，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

记者：您有着“控制大王”的美誉，能给我们讲讲您的科研成果吗？

王厚生：在学校时候，上海有电报到学校要我去上海沪东造船厂，研究导弹驱逐器的稳定瞄准部位。当时苏联给东海舰队四艘现代化的护卫舰上面有这个东西，但是国家一直未仿制出这个稳定瞄准部位。这是海军非常关键的一个设备。我看了这些情况，苏联护卫舰又正好在船厂维修，我就去到护卫舰上对这个设备进行测试。当时的控制方案并不是最先进的，缺少一个预控，我就加进去了。这时候船在大连红旗造船厂生产，我们跟着到海上调整实验，测试下来，结果比苏联护卫舰上的还好。

国家建委组织研制数控绘图机，因为国家所有的船厂、飞机制造厂、油田都需要这个设备，当时国际上最好的是挪威的绘图机，国家没有那么多外汇给工厂买装备，所以建委就引进一套要仿制。研制小组设在上海船舶工艺研究所，他们来人到西电要我去参加，当时联系的人是3系的计算机教研室的主任，他就不答应让我去，因为没有一台计算机控制的东西能够真正工作的，去了只有失败。我们在上海沪东造船厂搞稳定平台的一些人找他要求去。他就说，你们可以去跟着学习，但不作为正式成员。他们就把这台设备的蓝图拿回来给我看。我看了一个月，了解了它的设计思想，我就去了研制小组，他们让我讲该怎么做，我就讲哪些地方不好，应该怎么改。这一讲，我就变成了总设计师，就带着他们做。做出来之后，在上海大华仪表厂组织生产，装配到江南、沪东、芜湖、广东、武汉等几个大的造船厂，成都132飞机厂和胜利油田也都装配了。

国家在拨乱反正以后，邓小平组织召开第一届科学大会，数控绘图机得到了科技特别奖。国家国防工业办公室也组织了一次评奖，奖励全国20名优秀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我也是其中之一。

这些东西做完之后，我又做了磁盘的研究工作，磁盘是国家几个重点项目之一，我领导做了不少工作，也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后来我调到52研究所任所长，我带的任务是光盘驱动开发，整个研究经费是一千万，和加拿大STM公司联合研究。当时有很多国家高级科学家向国家建议，磁盘会被光盘替代，不要再搞磁盘。后来国务院大规模集成电路与计算机办公室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请我去发言。我基本精神是这样的，科学技术上的事情经常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现在还不能下结论说磁盘就会被淘汰掉；再有一个观点是光盘很先进，但是有两个先天性的缺点，一是光盘访问速度慢，二是先天性误码率高。后来国务院把我的发言作为文件的附件发表。1986年，我带着研究队伍去和加拿大公司一起研究。我有一个发言，他们一听感觉我是内行，让我做技术负责人，我方案里一个重点是对光头的处理，国际上最高水平日本索尼光盘的平均寻道速度是90毫秒，我做出来只要30毫秒，创造了国际领先水平。

积极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整顿学风，培养优秀人才

记者：王老师，您在西电这么多年，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在西电工作时间中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王厚生：恢复党籍之后，1985年，3系党支部改选，我出差在外，不在学校，但最后投票结果我的得票最高。学校让我担任计算机系主任，原来我只是一个教员，当了系主任之后就要关心整个系发展，在其位谋其事。我就思考整个系如何发展，我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这个系要从根基上进行改造。

我们学校出身于红军通校，后来是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都是从部队过来的，目标是培养部队指战员或是技术操作人员，所以要靠这些进行军事技术研究开发，基础是不行的。比如当时的导弹系，课程是围绕导弹的各个部件开课，导弹上有加速度表，我们有一门课就是加速度计。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出来毕业之后去维护导弹很得力，但是开发新的导弹就不行了，课程安排是有局限的。而且这种课程重维护而不注重开发，它培养的对象是现场工程师而不是开创性研究院、研究所工作人员。所以我当主任以后，首先进行教学计划改革，组织人到各个用人单位去访问，征求他们的意见以及对我们学生的反映，根据这些反映来修改教学计划，借助于这样一个行动修改教学计划。我们系很早就有计算机专业，可我们并没有出什么人才，因为当时计算机课的对象，是围绕弹上计算机来开课程的，而计算机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只围绕弾上计算机开讲是很有限的。改革之后，整个教学计划就重基础，整个学科的基础课程得到加强。这是我当系主任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把改变教学计划和系的指导思想，由面向部队的使用工程师转为面向研究开发的工程师。

只有教学计划没有用，要有教师队伍和教材建设，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但是光下命令不行，于是我开展了第二项措施。当时很多教员请他讲课也不愿意讲，总是推三阻四不讲，但他们拼命在外面训练班讲课，一个小时三块钱。那时候在学校讲课没有钱，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在学校讲课，而是到外面去担任教学工作。我就想到自己来组织训练班，本科教学给予3块钱奖金并且算工作量。这样一来，大家也用不着偷偷去外面教学，还算工作量。当时的校长保铮，也比较支持我组织训练班。试点一年下来，学校纪委组织调查改革的成果，开会时候纪委的人说，下面反映本科教学的教员最得好处。我就说这正是我的希望，就是要让大家来竞争这个本科讲台，有了竞争，大家都来抢着上本科课程，那本科教学的质量自然而然也就能有所提高。同时我还鼓励教员接受科研任务，交给系里100块返给他20块钱的奖金，剩下的资金为系里做事情，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后来国内搞培养开拓性人才，对此学校团委还给他们建立办公室，帮助他们搞这些活动。那时候有一句话，“搞原子弹的不如卖山药蛋的。”学生用三轮车去卖橘子；一个礼拜组织很多次舞会，男生在舞会上卖咖啡，女生在舞会上做美容赚钱，这样下来学习上是一塌糊涂。有一次我在部里向江泽民做汇报，提到了这个问题。江泽民说，怎么会这样呢？我说这恐怕是团中央的问题，我们学校团委还给她开办公室，这个问题可不是西电的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其他学校更是厉害。江泽民就叫来办公室主任很严厉地说，你知道这些事情吗，你应该坐在这听听。后来江泽民说这不是中央的意思。回学校之后我就找保校长，那时是礼拜六，我说到礼拜一开教务会议时候，我要向您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8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工学院应该是什么样子。第二个问题：国外大学有名牌大学也有野鸡大学，他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你想把西电办成名牌大学还是野鸡大学。第三个问题：学生有淘汰率，学习不合格的要降级或者开除，你能够容忍多高比例的淘汰率，是达不到要求的就淘汰，还是有一个比例控制。后来保校长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在学期中间组织了一次考试，并且告诉大家，你们自己要注意，学期末考试不及格的我一律都要淘汰。当时期中考试下来，绝大多数学生都不及格，学生也紧张了，因为校长说不及格就要淘汰。这下就把风气纠正过来了。我在召开全系学生讲话时说我们要培养的人是在研究所里搞研究的工程师，不是在研究所门口卖咸鸭蛋的。要想成为工程师就要好好学习，而不是去卖咖啡、做美容。有教员说你的一个研究生就是跳舞指挥委员会的主任，还有的是舞蹈指挥老师，我说这我不知道。当时学生思想很混乱，经过这之后，把风刹住了，这是我在行政领导岗位上做的事。

心里国最重，以奉献国家为己任

记者：您觉得西电留给你的最重要的一种精神是什么？

王厚生：我心里的一个想法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个爱国心，不管学习也好工作也好，目的是为祖国做出贡献。中国是由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走到今天的，发展的任务很重，有很多事需要我们去做。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好好学到知识，学到技能，为国家的建设踏踏实实地做出自己的贡献，不要争自己考了多少分，我要担任个什么职务，那些都是虚的，你真真正正好好做到了，这些东西自然会来，并不需要你呕心沥血去追求，这些东西是自然的东西，而根本的我们不能忘记，为国家踏踏实实的去努力奋斗，这才是根本。

解放前是按兴趣学习，我数理化基础好，不用花太大力气就学会了，而学语文和外语吃力的不行。解放后，我读了很多苏联小说，其中一本苏联小说对我教育意义很大，叫做《一个飞机设计师的自述》，是苏联一位研究飞机的自传，讲自己如何学习，讲卫国战争时期如何设计制造飞机，为国做出贡献。看完之后我感觉这个人很好，我要向他学习。这本书中提到学习不能是兴趣所致，学校的每门课程都有它开设的理由，都不应该放弃。我心想这下糟糕，我的文章写得困难，外语成绩多得三分。我的老师说，你讲话讲的头头是道，怎么文章写不出来。解放之后第一学期的暑假，我想克服这个问题，我就看俄罗斯的世界名著、鲁迅的《花边文学》、法德的短篇小说，这才知道文章是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不用有太多顾虑，该怎么说就这么说。这样写文章我就能写了，后来我的一篇文章，是电影《列宁在1927》的观后感，老师对我那篇文章非常满意，当场就表扬了我，还给同学念。原来我的文章基本都只得5分，从那儿以后我的文章篇篇都是优秀。英文是要一步步学，别人早读都是在学数理化，而我早读都是在学英文，到高中二年级，英文成绩能达到3-4分，三年级时候就能拿到5分。解放后很多人改学俄文，我还坚持学英文，我想先把英文学好，到大学再学俄文。高考的时候我各方面成绩都还可以，英文和语文也没有拖我的后腿。

所以我感到一个人在各个时期都要脚踏实地学好、做好准备，学生奋斗目标不是为了成绩而是学到知识建设祖国，这才是根本的，因为对我们来说，最伟大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的祖国，没有祖国我们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