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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厚庄：我的翻译与外语教学人生

■采访/王庆毅 赵玉娟文字整理/赵玉娟

许厚庄，教授。男，1933年12月出生，江苏海门人。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先后担任翻译室翻译、俄语教师和英语教师，曾系陕西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离休。

记者：许老师，您当时是在什么背景，什么原因下参加的革命工作？

许厚庄：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还不满16周岁，正在上海高桥中学读高二，大姐是上海体校的一名学生，我们和远在江西南浔铁路线上当职员的父亲失去了联系，经济上陷入困境，虽有上海的亲戚援助，但终非长久之计。7月中旬，我听说上海青年干部训练班正在招生，如果能被录取，至少生活上可以有保障，而且还能够学到有用的东西，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青干班。

到了青干班以后，生活学习上都挺好。8月份的一天，我听说青干班要选送一批高中毕业以上学历的学员北上参军学习，我和我们班几个同学不在选送之列，我马上找指导员说明高桥中学的高二学生已学完了高三的主要课程，表示了北上学习的强烈愿望。很快就得到组织的批准。于是我告别了前来送行的大姐，和同学高高兴兴地上了火车。还记得给每个人发了每天1000元（后来币制改革，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的路费，用这些钱在火车上吃饱肚子是不成问题的。

火车到北平后，没有让我们下车，继续朝西北方向运行，一直到张家口。下车后，我才知道要去的是张家口军委工校。来到学校后，马上就给我们发了军服，我记得下发的军服已经不是作战部队的粗布衣服，而是干部穿的那种细布军服，当我穿上军装后，心中感到无比的自豪。除了服装被褥外，每个人还有少量的津贴，可以零花或购买牙刷、牙粉、肥皂之类生活用品，稍微贵一点的东西（如钢笔）需要两个人的津贴加起来轮流购买。

记者：未满16周岁的您就来到了军委工校，穿上了军装，您对当时学校的学习、生活方面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人和事情？

许厚庄：到学校后，首先开始学习政治。尽管在上海青干班已经学了一个月，我们来到学校后又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课程。学习方式主要是听报告，大家在室外席地而坐，需要小组讨论时就回到宿舍。记得从8月入校一直学习到1950年4月底，学习结束后每个人都要做思想总结，在小组会上一个一个通过。5月初，学校组织分班考试，我被分配到无线电工程甲班，开始进行专业学习。

我们当时是11个学员一个小组，9个男生2个女生。我们9个男生住在一个房间里，睡大通铺，因为是部队院校，所以我们晚上还要值班站岗放哨。张家口是很冷的，一般冬天早晨的温度是零下十度，寒流到达的时候可以降到零下20～30度，天气特别冷。我还记得晚上轮到谁站岗放哨就裹着羊皮大衣，一个小时以后，回到宿舍给下一个学员交班，轮到哪一个小组值班，一个房间的学员都睡不好觉。不过，到了专业学习阶段，就没有了夜间值班站岗放哨的任务，大家终于可以好好睡觉了。

再说说我们的饮食。吃的最多的是小米饭和炒土豆片，吃饭也都是在露天，从食堂把饭菜打出来以后，一个小组的学员围着菜盆一块吃。张家口风沙很大，一刮风大家就得赶紧捂着菜盆，否则就会刮进不少沙子。每个星期改善一次伙食，叫“打牙祭”，打牙祭的时候可以吃到白面馍、大肉、莜面窝窝、菜饭等，就当时的物质条件，吃到这些饭菜是非常不容易的，吃起来也就非常的香。

课外文体活动，主要是扭秧歌、打排球。到了冬天，还有北方特色的溜冰。溜冰就是在地上铺一个冰道，然后泼上水，水很快就会凝固成冰，等冰完全凝固好以后，就形成一个光滑的冰道。穿上布鞋，助跑一小段，在冰面上一滑，非常有意思，大家都非常爱玩。

还有机会可以看电影、看演出，这时候同学们就排着大长队，步行一两公里的路，到大境门去看我院文工团演出的《白毛女》等当时比较流行的节目。

到1952年底，我们就毕业了，我因学业成绩优秀留校工作，同期留校的同学还有吴大正、刘国梁、张以杰等。

记者：留校后您就来到了翻译室工作，您当时担任了三位苏联顾问的翻译，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逸闻趣事？

许厚庄：留校后，全国正处于向苏联全面学习时期，所以留校的同学全部都要进修半年俄语。但是我到了进修班没有多久就被提前调出到翻译室，为迎接苏联顾问的到来做准备，到了翻译室，有专门的外教教我们俄语。

来到学院的苏联顾问的主要的工作是跟班听课，包括去教授会听新教员试讲，然后给讲课老师提意见。苏联顾问提出的意见概括来说：第一，讲课要有重点，一次（两节）课的内容一般就是教学大纲里的一句话。每次课的要点（一般是3-4点）要写在黑板上左上方的位置，而且要保留到下课。每次课一开始要联系上次课内容，讲完课后要交待下次课的内容，以便让同学们回去做好预习；第二，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尽可能多做示教，多用挂图，多跟学生交流，互动。下课前要留出提问的时间。我觉得这些要求对我后来的教学工作和离休后当教学督导的工作非常有用，相信对现在的老师也还是很有价值的。

1954年春季起，我担任的是第一任无线顾问达马尔丘克的翻译，他来自苏联中等军事技术院校，为人比较胆小，工作上兢兢业业。他的任期很短，没有在学校留下很多痕迹。只记得1954年冬天，跟随他到山东半岛观摩南京军事学院学员的毕业军事演习，当时南京军事学院的校长是刘伯承。在演习途中，刘伯承就住在原来大地主家的房间里面，我们这些机要人员，包括翻译、秘书、警卫，晚上都在刘伯承居住的院子里搭的帐篷里休息。

我跟随的第二任无线顾问是鲍达维恩斯基，他是列宁格勒布琼尼红旗通信工程学院军用机教授会主任。我跟他接触的时间比较长，他主要有两个爱好，一个是摄影，到哪都背着照相机，而且都是他自己冲洗照片。另外一个就是运动，包括游泳、滑冰。

1956年12月到1959年底，我担任第三任无线顾问阿尼希莫夫的翻译，他是接收机方面的专家。他特别喜欢玩，到处旅游，南京和西安的景点基本都跑遍了，留下了很多照片。记得他刚来西安，无法适应西安夏天的炎热，在专家楼的浴池里放满凉水，整个人都泡在里面。

记者：在您担任顾问翻译的期间，您还翻译了很多苏联的的教材，您能谈谈在此期间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许厚庄：翻译室不分部门，每位顾问都配备一名口译，其他同志做笔译工作，我在翻译室工作期间参与了《无线电接收设备》《无线电接收的干扰和抗干扰的基本方法》《无线电定位法的误差理论基础》等教材的翻译校对工作。五十年代末期还参加了《俄汉军语词典》的编辑工作，负责审核通讯方面的词条。1960年苏联顾问撤离后，在翻译室参加了《英汉电讯辞典》《德汉电信辞典》的编辑工作。1961 -1964年，担任俄语教师的同时，负责选编了《俄语文选》《俄语语法手册》。同时参加了《天线工程手册》（英译汉）翻译工作。文革后期，担任半导体专业的英语课，并选编了《科技英语精读课本》、《科技英语阅读文选》两本教材。

记者：中苏关系破裂后，翻译室的翻译大多转为外语教师，您当时是先转为俄语教师，后来还参与了外语系的创建过程。

许厚庄：我开始是在一系教俄语，后来慢慢地情况有变化，学生不再学习俄语而开始学习英语，这就需要更多英语老师，所以我就在1965年脱产进修半年后，改任英语老师。文革期间，全国都停学停课，搞斗批改，我利用这段时间，抓紧进修英语，印象较深刻的是，文革期间可阅读的书不多，我家有一套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认真学习了很久，也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985年学院成立外语系，开始创办英语专业，我被委任为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在教学计划制订、修改，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和师资培养等方面协助系领导做了一些工作，为我校科技英语专业的创建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记者：您曾经两次前往过苏联，一次是1960年，一次是1991年，您能谈谈这两次去苏联的经历吗？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许厚庄：1960年，我作为中国科普代表团的翻译赴苏联参加纪念波波夫诞辰一百周年的学术活动。代表团团长是吕白，二系的系主任，后来担任学院的院长，成员有我院二系女教师闵桂秋和一个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的负责同志，代表团一行4人。因为是第一次出国，我非常兴奋。我们先坐火车到北京做准备。国家为每位团员定做了中山装，并提供西服和皮箱供大家使用，不过回国后还要归还给国家。每个人发放了津贴，不多但是足够在苏联零花。到达苏联后住在乌克兰大酒店。代表团团长吕白在开幕大会上做了演讲，演讲稿由我起草，我根据他提出的要点先用俄文写好讲稿，再翻译成中文给他。活动期间，我们还参观了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广播电台、克里姆林宫计算中心等。

回国的时候，赶上了周总理访问蒙古，乌兰巴托机场临时封闭，我们只好在苏蒙交界处的伊尔库次克机场住一个晚上，第二天转乘小飞机回到北京。

第二次去苏联是1991年秋，我作为学院和白俄罗斯的明斯克无线电工程学院交换的外语老师，在该学院任教一学年，陪同我一起前往的还有樊昌信教授指导的博士生万旺根，他是两校的交换生，当时正逢前苏联瓦解，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困难。物质非常匮乏，几乎购买任何东西都需要票，这个票比我们国家计划经济时期的票还多。而且卢布贬值特别快，去的时候，我记得我每月的酬金是600卢布，回来时候调高至6000卢布，仍跟不上物价的上涨。回国时，我们到了莫斯科以后，专门托人买了火车票。1992年8月，顺利返回学院。

回国后，我在外语系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后来由于我女儿的原因，我们要去美国探亲，所以就提前离休了。

记者：你长期在西电工作生活这么多年了，个人经历也非常丰富，您觉得西电过去的发展，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发扬？

许厚庄：我觉得过去我们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指导员班主任等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现在的辅导员要多和学生交流，真正的去关心他们，让他们把心里话讲出来。

另外，要把个人的爱好和国家和党的需要很好地结合起来，这点也算是我的人生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