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深入实施大学文化建设计划，挖掘西电红色文化资源，发挥文化育人功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机关党委、离退休处、档案馆、图书馆、人文学院、校友总会等单位联合，主要面向离退休老同志和校友推出“讲述西电故事、留存西电记忆、传承西电精神、弘扬西电文化”等征文、访谈等活动。为此，我们特开设“西电往事”栏目，对征文、访谈的内容进行选登，稿件内容仅代表作者（受访者）本人的观点。欢迎广大师生积极投稿，可发送邮件至news@mail.xidian.edu.cn。联系电话：81891716。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为了弘扬抗战精神，增强广大师生的爱国爱校之情，我们将陆续对抗战老战士进行访谈，也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电子机械学科的不懈追寻者

■ 学生记者 冷静

叶尚辉简介：

叶尚辉，男，离休干部，教授，浙江宁波人，1927年5月出生，1948年12月参加革命，197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历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电子机械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电子学会电子机械工程学会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高等学校电子机械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电子机械的教学和天线结构的研究，承担并指导大型精密天线结构分析与优化设计工作。著有《天线结构设计》。

记者：之前听说您也参加过革命，有一段革命经历是吗？

叶尚辉：说不上革命经历。我1950年从清华毕业，毕业分配工作到军委工程学校，那时候参了军。

潜心科研，艰苦奋斗

记者：您的研究方向是大型天线结构方面，您能给我们讲讲在学校的科研经历吗？

叶尚辉：我大学毕业以后在学校教学一段时间，那时候学校里还没有科研，1958年才开始有科研。大概在1960年左右，学校里有这个需要，让我设计5米的抛物面天线。后来还在工厂加工了，从那时开始，我就对天线结构有兴趣了。1974年，我接到一个任务，中国科学院要研制一个直径15米的毫米波反射面天线。一般毫米波天线比较小，15米是比较大的了。虽然反射面天线也有几十米的，但是那种波长比较长，精度就差一些。毫米波波长比较短，15米毫米波天线工作（波长）3毫米，按照表面精度要求算，要到二十分之一的波长，大概就是要0.16毫米精度，那就是一根头发丝那么细。于是我就开始钻研起来怎么制造天线。改革开放后，研究部门认为自己研制的话，国内加工比较困难，精度太高，工厂落实不下去，所以后来买了美国的现成天线。但是就天线结构来说，这就算是我的入门了吧。1978年以后，学校里开始招研究生，我就跟学生一起研究天线结构。当时已经有优化技术，可用最优化技术来设计天线。后来我写了一本天线结构设计的专著。

我们刚开始研究15米毫米波天线的时候，因为它的精度要求比较高，就遇到很多困难。它要过三个关。首先，这个天线本身的重量会使它变形，它不是绝对刚性的。这个变形虽然小，但是对于毫米波天线来说，对其精度是有影响的。自重是无时不在的，问题就是怎样克服它的自重变形。我开始查资料，查国外的资料，通过杂志、文献认识到他们有一种技术叫保形设计。通过这个设计，抛物面换一个方向，不管是朝天还是指向水平，任意一个位置都是抛物面。我们受到资料启发，用优化方法设计天线结构，使它能够达到保形。其次，就是温度变形。由于太阳晒，使其温度不均就要变形。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大的天线怎么制造出来。我们到处查资料，从资料中获得了启发。这个东西虽然后来没有具体做出来，但是各方面的技术关都已经过了。我对天线结构保形设计也算是入门了。以后，我自己独立开展了一些研究，带些研究生。后来段宝岩老师，他接受一个任务就是研究直径500米的固定天线问题。直径500米的反射面天线世界上还没有，我国计划在贵州一个山谷里来架设这个五百米直径的天线。五百米直径相当大，差不多整个一个大操场才能容得下。当然，我也参与了一些工作，给出一些意见。

在研究当中，开始我们是以抛物面研究为对象的，但是有些工厂与研究所的抛物面天线型面需要加以修正，这就是修正抛物面。而修正抛物面怎么做保形设计就是一个难题了。39所是专门研究天线的，他们对这个问题也挺感兴趣，跟我们讨论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想出一种办法，就是让非抛物面也能做出保形设计，这个就比国外前进了一步。做科研的时候，有时按照国外现成的理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还必须自己另辟蹊径、苦思冥想，跟广大同行讨论，才能想出一个克服的办法来。有时我和教研室的教师还有争论，争论是经常有的，科研里必定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争论，通过争论才能获得真理。

记者：您能结合自身经历体会给我们讲讲西电的艰苦奋斗精神吗？

叶尚辉：西电的艰苦奋斗精神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大学毕业后，到了张家口军委工校，也就是我们学校的前身。当时我们学校的校舍就是日本的兵营，兵营里是破破烂烂的一些房子。在这样的条件下创办了这个学校。当时，有的办公室都是用土坯砌的墙，房顶没有瓦片，是用茅草盖起来，用石灰、泥抹一抹。到了西安以后，我们才有正规的大楼。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参了军，当时是供给制，伙食很差，没有细粮，只有粗粮，就吃窝窝头、小米饭，干部津贴每个人一块钱。当时寄封信还8分钱，一块钱只能寄12封信，所以条件还是很艰苦的。说起来当时我自己的思想情绪还有一些波动。因为家里辛辛苦苦供我上大学，希望我大学毕业以后回报一下家里，因为那时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困难。但是当时供给制每个月只有一块钱，寄不上一分钱给家里，所以当时还有一点苦闷。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学校也慢慢建立起新的环境，到了西安以后条件慢慢好起来了。

说起自己做科研，当时就是想着为国争光，就是这样一个念头。国家需要科学，需要学识、学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应该为国家在学术上做出贡献，不光是勤于教学。科研和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教师深入科研，在学术上不断前进，才能提高教学的质量，才能启发学生奋发向上，勇于去开辟新路，开拓创新。要创新的话，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也不行，所以就要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求真务实、爱国为民。从我一生的经历来看，西电之所以有今天，就是我们广大教师接受了这种西电精神，学校才能发展起来。作为大学，在科研上必须做出贡献。科研不易，不付出一份努力就不会有一份收获。在我还不是教授的时候，我心里就抱着一个理想，一定要在科学上为我们国家科技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我们教师的一个本分。大学教师不仅仅是把教学搞好，还要对科学做出贡献。科学道路不是很平坦的，没有艰苦奋斗精神的话，在科学征途上不可能有什么收获、有什么前进。所以我觉得西电精神值得大家共勉。

作为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能光停留在课程学习上，应该终生抱着献身于科学、献身于国家的科技事业的念头，不能一有成就就松懈，就舒舒坦坦的过日子了。你要想有收获，没有付出、努力，不艰苦奋斗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否则你就浑浑噩噩地过了一生。当你迈进大学这个门槛，就应该有远大的志向，不让自己辜负一生，应该有为科技工作献身的精神。

敢为人先，谋求发展

记者：您在学校这么久，也经历过许多发展变革，那这些变革中您觉得印象深刻或者影响比较大的事件是什么？

叶尚辉：我还记得彭德怀到我们学校视察过，当时我正好在老大楼五楼搞科研工作。他还到我们办公室专门听我们做科学报告。我觉得他很亲切，一点没架子。另外一个我感觉很亲切的就是孙俊人同志，他是原来四机部的部长，曾经做过我们学校里的副院长，我参军的时候，他是一部主任。当时我初到这个环境，比较艰苦，还不太适应，他亲自找我谈心，谈他自己的经历，他参军以后做文化教员等。他像朋友一样和我谈心，令我很受启发。他在生活也给予了诸多关照。后来他到了电子协会，在四机部当副部长。我碰到过很多受他关照关心的人，觉得他确实是很关心同志的一个领导。

我们学校的建设也有一个过程。刚开始我们学校是老干部领导的，老干部对专业业务不太懂，出现了一些不符合科学规律的情况。当时他要求我们教师讲课怎样才算好哪？得学生反映没意见、满意了就算好。不管讲课内容怎么样，反正学生没意见就算好的了。但是作为一个高等学校，什么问题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反而不容易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另外当时还要求我们教师围着学生转，学生在哪，我们就要辅导到哪。当时规定的教师讲课也有一点形式主义。规定了怎样讲课，规定很具体、很细致、很死板。而讲课也是一门艺术，你怎么把学生的思维调动起来，这个太模式化了。当时强调教师一切为了学生，跟着学生转，学生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这个肯定不行，不能够真正培养出学生的能力。现在来看，我们学校大不一样了，这就是我们学校发展的一个过程吧。

1978年，学校开始招研究生。招收研究生可使我们学校上一个档次。当时大家一直教本科生，所以都感觉到招研究生很困难。我们那时候招了8个研究生，占了全校的一半。我们当时带研究生是发挥集体的力量，现在看去不一定非常适合，但是当时师资力量有限，大家也都没带过。我们是把教师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指导小组，大家一起商量。根据一个学生的特点，规定他做什么课题，课题里有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对此四机部很感兴趣，还做过经验介绍。带研究生本身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高。我感觉崇尚学术就应该进一步招研究生。当时学校里大家都习惯了讲讲课，都没招过研究生，都不愿意尝试，我敢于尝试。后来，慢慢发展成了电子机械学科，也在学校里为大家所熟悉。

军委工程学校开始是一个专科学校，到52年，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这是我们学校跃进的第一步。通信工程学院由大连工学院调了一个系的教师过来，过去我们这个大学里还没有像样的教授，这批教师的调入使学校水平得到提高，开始崇尚学术。过去，教师上课把学生讲懂了就行了。教员讲的浅显一些，学生当然能听懂了。当然不是说教师故意讲得玄妙，那也不对。而是说只有你站得高，看的远，才能讲得深刻。现在我回想起来我当时教材料力学的时候，好多理论自己还没深刻领会，确实还是照本宣科。我们原来是军事学校，1966年改为地方学校，更名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到了1978年，又是学校的一个坎儿。1977年教育部下文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我们学校1978年就开始招研究生了。所以学校从1978年起又迈进了一步。当时科研工作也开始了。以前好像没有什么科研，就是上面派任务，上面派什么任务就干什么。自己独立搞科研，做理论上的研究很少。

记者：您刚刚也提到了您主编的书《天线结构设计》，您是什么时候写的这本书？当时是什么缘由让您想到去编一本这样的书？

叶尚辉：我自己研究天线结构设计，接触了一些国外国内的资料，也知道些国内工业的情况。关于这个学科，不光我自己琢磨，我也希望更多人能琢磨。起初是作为教材出版的，我不仅自己要学好天线结构，学生毕业出去工作可能也要研究天线结构，因为无论要研究通信还是雷达都有天线，天线结构是免不了的。当然不仅是学校，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也需要这些知识，所以我就想把这些方面的内容整理出来，出一本书。当时天线结构的资料零零散散，工厂里有些实践成果也是零零散散的，不成系统。我想把这方面推广，为广大科学工作人员和学生服务，应该有这样一本教材。我感觉应该把它归纳，建立起天线结构学科体系，从理论上，从工程上，从工艺上，把天线结构这门学科建起来。

记者：西电的教学传统对我们今天从事教学工作包括科研工作有哪些启示？

叶尚辉：我们学校的教师工作都很认真，同时我们出了好多教材，像《通信原理》、《天线技术》、《微波技术》，都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强项，都有一些专著。我们不光是给学生讲课，传授给学生知识，更应该广泛传播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传播到全国各地去。

记者：让您来总结一下自己革命和工作的一生，您会怎样评价一下您自己？

叶尚辉：我感觉到自己在电子机械方面做了一个初步的工作，奠定了一个基础，后面的发展还有贾建援、段宝岩他们延续下去。我只是给他们打下基础。我做的工作毕竟在能力方面、工作条件方面总是有局限性的，其实就是给他们打个前锋，让他们继续发挥下去。

记者：您还有没有关于个人经历或者您在西电工作科研过程中的一些故事或者您的一些个人感悟想和我们分享的？

叶尚辉：我可以这样说，我感觉到自己成功在于我敢于闯一闯。我们不能够躺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应该有所前进，应该闯一闯，这样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党。我是搞教学工作、搞科技工作的，一方面要培养人才，另一方面也应该在科学上有所建树。所以在创立电子机械学科上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当然，别人也做了一些工作，光靠我一个人还是不行的。我在开始带研究生的时候，也是跟几个教师一起来做，我一个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应该闯，还应该吸收大家来参加工作，这样才能使一个学科发展上去。一个人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不能闷头一个人干，不让别人来参与。那样的话个人也得不到发展，事业也得不到发展。所以个人尽个人的一份力量，还需要后续培养接班人。不要妒忌别人超过你，我觉得别人超过我那是好事。时代在进步，事业在发展，不能停留在我这个阶段，应该让它不断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