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深入实施大学文化建设计划，挖掘西电红色文化资源，发挥文化育人功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机关党委、离退休处、档案馆、图书馆、人文学院、校友总会等单位联合，主要面向离退休老同志和校友推出“讲述西电故事、留存西电记忆、传承西电精神、弘扬西电文化”等征文、访谈等活动。为此，我们特开设“西电往事”栏目，对征文、访谈的内容进行选登，稿件内容仅代表作者（受访者）本人的观点。欢迎广大师生积极投稿，可发送邮件至hqmd2014@126.com。联系人：吴华，联系电话：81891716。

我的大学纪事

■王育民

告别潞河中学参军入伍

1954年5月5日北京通州璐河中学通知我到西楼开会，初步决定要到苏联留学，还要经过体检和考试。我们都很高兴，能到苏联学习，能到红场上走一走，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去潞河医院查体时发现我的血压偏高未能通过。5月7日又叫我去测了血压，还是90/142，未能通过。8日学校公布了留苏名单，我因血压问题而落选。但我自己倒还平静，觉得组织上对自己还是很信任的，不论在哪个岗位上都应努力工作，好好干，绝不能为此闹情绪。过了一天之后，学校又让我到专署医院检查血压，结果还是90/140。许多老师和同学都为我惋惜。我很感激他们对我的信任。

5、6月期间学校对我们的教育工作主要是报考志愿问题，为了发展教育的人才需求，需要动员较多的人报考师范。但是6月22日情况发生突变，张家口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到学校招生，学校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党员和青年团员们踊跃报名参军。我们很多人都踊跃报了名。我虽然也报了名，但知道血压高会不能批准，焦家声则担心会因为怀疑他可能有羊癫风而不能准批。我们七、八次地跑到李纲班主任家打探消息，他总是耐心地给我们做工作，等待组织的决定，很多同学也帮我们打听消息。不时听到一些同学被批准参军，我们真是羡慕和为他们高兴。到了7月4日我已确知未被批准入军校学习。8日我们班已有冯希章、李肇明、高永旺、蔡文山和张世玺被批准参军。

7月12日我们4点就起床送参军的同学们，我们帮他们拿行李，一直走到潞河医院前门，将他们一个个送上汽车握手告别，冯希章把我的手握的真痛！我和焦家声等继续复习功课准备高考。14日下午我们坐汽车一起去北京，晚上住在牛世泽同学家。第二天一早7点多就步行去北师大考场，半路上遇到了傅家本同学，他告诉我已被批准到军校了。我真是高兴极了！我赶紧跑到十三中见到丙班班主任蔡安芳老师，确认为真，这真是做梦都是难以想到的事！同时被批准的还有史耀琮、于学博同学。

回到家中，收拾了行装，和妈妈告别后就赶忙回北京到西单安院胡同8号学院驻京办事处报到。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真是太兴奋了，完全没有想到当时妈妈的心情，我以前从未长时间离开过她，我走后她会多么地难过。这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

在办事处我才从接我们的郭肇民主任那里知道我为什么最后被批准参军的。原来我的很多同学都向领导说我的身体一直很好，器械操、荡秋千、悠吊环都没问题，人也没有招够，我也就幸运地被录取了。这有如诗人郭小川所说：命运的安排是如此的不可动摇。后来学了概率论才知道，人的一生就是随机过程的一个特定的实现，用混沌理论解释，远离平衡点的初始条件对人的一生影响极大，往往决定了人的一生的发展。

我们在7月20日动身去张家口，7点多钟上了火车，外面下着大雨，8点列车开了，下午3点我们到了张家口车站，坐学校的车到了东山坡学校所在驻地。校址过去曾是日本的兵营，学校隔街的东面还有一个不大的革命烈士公园，里边有一部分是日本人的神社。东南面是实习工厂和几个实验室。再东面就是大山了。

新的生活在向我招手了。

大学阶段

到校后第二天早上就参加了先到同学们已经开始多日的紧张的入伍训练。十多天后，在“八一”建军节我们举行了阅兵和入伍宣誓。下午我们一起到街上合影留念，我们潞河中学来的24位同学合了一张，高三甲班的7位（冯希章、张世玺、高永旺、李肇明、蔡文山、张志贤、和我）也一起合了一张。

1954年8月1日北京通州潞河中学来我校同学合影

1954年8月1日北京通州潞河中学54甲班来我校同学合影

第一次穿着军服走在大街上，有点不自然，又有点自豪感，别人看起来或许可能还有点可笑。我们一边和同学们谈着，一边欣赏着街景。张家口是一座挺美的城市，周围有群山环绕着，一条清澈的大清河流过市区，将城分成两半。北面有外长城护卫着，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没过几天就宣布了分专业的命令，李肇明、高永旺、张志贤和我分到有线系，张世玺分到无线系，冯希章分到了雷达系。

8月中大学录取发榜了，我们还是怀着像参加高考者那样的心情查看报上的名单，因为那上面有不少我们熟悉的名字。过了几天我收到一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信，告诉我要自己谋职。因为高考时我只考了一门物理，当然不可能被录取。幸运的是我早已成为了一名职业军人了。又过了几天我还收到一封空军文工团的来信，叫我去面试。可见解放初期对人才的需求是多么迫切，高中毕业生都是很难得的。

当时军校学员的生活待遇很不错，全军实行供给制，我们的伙食按团级干部，吃中灶，每顿4菜一汤，我们都很满意，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食。每月还发给我们5元钱津贴，5元虽不多，但却够我上中学妹妹一个月的伙食费。记得过中秋节时，学校给我们发了不少月饼和水果，我们在家时也未吃得这么丰富，我几乎都忘了想家了。我们的医疗条件也不错，记得营级干部才能打的大脑炎疫苗也为我们注射。还经常有电影和文工团来校演出。

让我想不通的是，这么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居然还有人开小差跑回家了。各个系都有几个开小差的，后经组织派人动员他们回来，通过帮助教育，多数人都安心学习了。

军校的生活是严格、紧张而又忙碌无暇，每天从起床到吹熄灯号，几乎每一分钟都要按安排好的时间表进行着。早晨起床后立即洗漱，就赶忙集合点名出早操，下操后就背上挎包集合去吃早饭，吃得快的就到食堂外面读会儿俄语，等候一起列队到教室上课。上午采用六节一贯制，这也是苏联顾问的主意，即要连续上六节才去吃午饭。由于肚子饿的受不了，就在第4节课休息时，由服务社推车送些食品供学员们选购。下午和晚上都是自习时间，按规定每周末都要按课表将下周的自习计划做好，由学习组长收齐后交给班主任审批发还。上自习时要将它摆在课桌上，随时准备班主任来抽查，当时我觉得这类教条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强调的实在有些过分。每天上课的情况都在不断变化中，今天听课的效果好，就不必多费时间复习了，有时遇到难点就可能需要多花点时间，怎么能按几天前订的计划执行？我当时是学习组长，我的计划主要是写给领导看的，对组员们的计划很少过问。我最高兴的是自习时可以请假去图书馆，我常常会借机去图书馆看书、复习功课，累了的时候就去翻阅报刊或感兴趣的书，倒也自由自在，乐在其中。

上课没过多久，在10月下旬的周末，我们就坐军用列车专程到北京参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北京苏联展览馆始建于1953年10月，经过一年的施工，于1954年10月正式启用，1958年以后更名为北京展览馆，这意味和苏联的关系开始交恶。组织参观这个展览是为了教育我们要坚定地倒向苏联，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由于我们预先知道哪一天能到北京参观，所以早就写信给在京的中学同学们，到时来相会。刘绍棠、焦家声、李培浩、张炯、范思本、曾彩美、何佩珊等都来相聚，并一起在展览馆园内合影留念。直到我们集合整队出发，他们才依依不舍目送我们离去。过后，刘绍棠在寄给我的合影照片后还写了“育民同志：我们永远在一起，我们永远一同前进！我们永远是最亲密的朋友和战斗的伙伴！为了党，我们要有所作为！刘绍棠、曾彩美，一九五四年冬。”

1954年9月通州潞河中学同学在北京展览馆后园合影

刘绍棠在合影照背面留言

当时正值贯彻条令、条列，几乎都要按照苏军顾问的意见办，教条主义很严重，搞得我们很难受。有一段时间，全校学生要24小时轮流站岗放哨，负责警卫整个营区，有时轮到看大门，有时轮到看实习工厂。当轮到在冬天的寒夜里守卫仓库时，北风呼啸着，路灯忽闪着，我们虽然穿着皮大衣和羊皮靴，戴着羊皮帽，在零下十几度甚至二十度下，仍然感到冻得够呛，两脚不停地跺着，虽然每一岗只有两小时，但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一种锻炼和考验。记得有一次我在东门站岗，有一位穿便服未带证件的人要进来，被我挡了回去。他没有说什么就向正门方向走去。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我们的大校张可曾副政委。那时的官员都很遵纪守法，令我们佩服。张政委后来因为身体不好，转业到国务院当了参事。

除了站岗外，我们学员还要轮流当系的值班员，值24小时班。我们低年级学员只能当副手，协助高年级同学。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学兄们进行交流，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考试课都是口试，搞“三堂会审”，正步进入考场，向考官行礼后，抽考题，做20分钟左右的准备，就到黑板上答题。学生常常被追问得满头大汗，下不了台。每次考试，都会有几位同学不及格，放假不能回家，开学时要补考。如果在学年时补考还不及格，就要留级，再差的就会被勒令退学，调做其他工作或退役。当时训练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我们班入学时有56人，到毕业时只有29位了。

考试课全得5分的就授予“国家学术奖金”（当时发给5元），如果到毕业时能连续获得学术奖金，就可作为优秀毕业生，名字将会被刻在大理石的碑上。这是苏联布琼尼红旗通信学院的做法。反右以后这些都统统被批判掉了。我有幸曾获得过五次学术奖金。

我们虽属技术院校，但对于军事院校来说军事课是不可少的。我们的战术课要从射击（步枪、手枪、冲锋枪）、列兵到师进攻和师防御，通信指挥课要学到军级通信组织实施。在一年级的军事还有防化学、防原子、军事地理课等，记得军事地理的最后一课是夜行军，三人一组，发一个手电筒，一张军用地图，教员讲清楚各地点的方位物。我们在午夜起床，紧急集合。在检查军风纪时发现有人将裤子前后都穿反了。乘汽车于午夜出发，将我们拉到预定的地形较复杂的老鸦庄附近，然后分头出发按地图、方位物、和路标向目的地摸索前进。汽车早已开到目的地等我们。我们大多数小组都能按时成功摸到目的地，回学校睡觉。也有个别小组直到天亮了才坐车回到学校。

我们的军事课也经常拉到野外山上进行，我们最熟悉的地方就是836.4高地了。天气好的时候还不错，在高高的山上可以欣赏到周围的美景，但遇到坏天气，特别是在冬季，那还真是一种考验。

张家口的天气，夏天是很美的，没有酷暑，晚上睡觉还需要盖被。雨也不多，即使下大雨，积水也会很快排掉，要不了多久就可到篮球场上打球。冬天是漫长的，每年10月1日就要穿棉衣，可能要到次年5月1日才换装。冬天最好的事就是可以连续几个月滑冰，但最令我们难受的是当深夜需要上厕所时，要起来穿上皮大衣跑到室外200多米远的地方，常常要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才会下定决心，冲向厕所。

一次总参训练总监部肖克部长来校视察，全院人员集合在大操场听首长的训话，当肖克上将上台讲了：“同志们！”后，台下刷的一声由“稍息”改为“立正”姿势，可是这位首长不知是忘了还是有意要考验大家，竟然迟迟不发“请稍息”的口令，二十多分钟过去了，大家所期盼的命令仍未听到。扑通一声，一个学员倒下去了，没过多久又一个学员倒下去了，一连倒下去好几个学员，被架出或抬出现场，半小时后首长才发出“稍息”的命令。我们的王金坛班主任给我们悄悄地传话，告诉我们将两条腿轮换地放松，就会坚持很久，不至于因过度紧张而晕倒。

进入军校的第一年，除了受到苏军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影响外，一年来的学习还是顺利的。但是到了暑假，学校就开始了肃反运动。

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递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反革命遭到逮捕，后被判14年徒刑。1980年才被彻底平反。1985年6月8日，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从1955年8月上旬起，开展了群众性的肃反运动。对于我们刚刚入伍的青年学生来说，主要是接受教育，没想到会进行好几个月的的运动。当时比我高两级的梁传甲就受到了审查，被关进了“老虎队”，卸下肩章、军徽，接受看管。还有我们后来的科研处长强伯涵也因同学关系受到审查被打成“胡风分子”。至于我们同年级的同学们中，由于历史相对简单，没有被关入“老虎队”的，只有少数人需交待一些无多大意义的历史问题，如曾参加过童子军、阎锡山的同盟会等。

九月的一天邵毅荣指导员找到我，叫我和他一起出差外调，并借来一支五四式手枪叫我背上，做他的警卫员，坐汽车一起去河北阳原县。一路上很颠簸，大部分时间都在山区行驶，到县招待所时天已黑了。第二天调查完程世芳的有关问题后，我们就坐汽车回校了。这次接触小县城的干部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他们很纯朴、热情。

肃反运动进行了近三个月，终于又恢复上课了，这正是我们心中所盼望的。肃反运动之后，班上少了几位同学，如程世芳、钟子华、曾民等，有的是因学习跟不上，有的是因家庭或个人问题而转业。12月1日班主任找我谈活，通知我入党已被批准，距支部大会讨论通过（3月26日）已过了7个月，中间经过了一个肃反运动。

1956年对于大学和科技界而言是令人振奋的，中央提出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许多高校恢复了招收研究生，我们学院的一些教授们，如毕德显、胡征、陈太一等也开始招研究生。向科学进军深深地鼓舞了年轻学子们要为发展祖国的科学技术献身。一些年轻的老师们也在加劲地提高自己，准备考研。我们的电工原理宋贤芳老师在辅导室值班时，就利用无学生问问题的空闲时间啃德语。我们几个学的轻松点的同学，也请到我们的俄语教师刘暮春在自习时为我们义务讲英语。班里还组织了科研小组，在老师指导下做些深入的学习，我参加了物理小组，在方湖宝老师指导下做光栅的制作。

学院也有了学术活动，如请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的成众志等研究员来校作学术报告，他还将几只晶体三极管放在玻璃罩着的盘中在台下传看，我们都感到很新鲜，据说这几只晶体管比金子还贵重些。不久我就买了一本成众志与罗无念等在美国出版的一本《Transistor Electronics》的影印本，翻着字典吃力地读起这本书来。

这年的暑假学校还组织了一些同学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学习。我有幸参加，做了一次有生以来第一次旅行。我们到北京前门火车站转车时，就感到暑热难熬，军衣、军帽都脱了，吃着冰棍还汗流浃背。这时突然看到几米外的军纪纠察员正向我们走来，我们赶忙登上了入站的台阶，才免于被批评。

车开了以后，稍觉得凉快些，五十年代从北京到哈尔滨火车要走三十多小时，我们都只能报销坐票，晚上只好坐着打盹，虽然很辛苦，但我们更兴奋，一路上聊着天，看着车窗外的风景。车过沈阳后，路基好，车速明显比在山海关内快得多。比我高一级的黄仕安和我都是学有线专业的，我们都知道中国工程师设计的有线线路的“八八”交叉法，用以抵消不同线路之间的串扰。我们观察铁路沿线通信线路间相互交叉是如何按“八八”法实施的。

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住下后，就开始了几天的参观学习。陈赓大将组建的哈军工，规模很大，原要建成为东亚最大的军工学府。整个文庙街几乎都是校区，原来的农业大学不过是它的图书馆，新建的两座教学主楼，高大宏伟。当时军工请了颇具规模的苏联顾问团，他们的车队经过时至少有数十辆。军工的军事训练营地是日本关东军的兵营，占地很大，足可以办一个步兵学校。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图书馆，和他们的同学们交流了经验。对他们的办学条件和设施很是羡慕。

从哈军工回校后，不久就开学了。我们已进入三年级，物理、数学等基础课已经学完，开始学电工原理、有线理论基础、无线技术基础等专业基础课，一些专业课如有线线路工程、电话机、电话交换机等亦也相继开始。上大学后我们从老师那儿学到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对于感兴趣的重点课要找一本优秀的参考书，最好是经典著作，进行深入阅读，这种方法使我们受益匪浅。电工原理课的老师是宋贤芳，年轻，很有热情，讲述概念很清楚，电磁场部分是留美回国的周光耀教授教，他主张要培养学生们的独立工作能力，要让同学们学会在大海中游泳，以不被淹死为原则。这一教育思想在后来的教育革命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陈以松老师教我们有线理论基础，他的功底很好，讲课细致、认真，他当时不是军人，反右后就未再见到他，可能被调走了。宋贤芳老师也是反右后被转业去了天津。蒋同泽老师教我们无线技术基础，他讲课声音不大，有时眯着眼睛微笑着，但逻辑性很强，用心去听收获不小。叶根涵老师教我们有线线路工程，这门课要做一个课程设计，我选了“军用四芯电缆”的题目，查阅了不少资料，还翻译了一些俄文资料，这个课程设计对于提高我们的独立工作能力作用很大。叶老师认真批改我们长达几十页的设计报告。

廖东山老师电话课中的一个内容令我很惊奇，电话机送话器和受话器的机械尺寸决定了声波共振腔的谐振频率，这和电路的谐振原理是相通的，也可用等效电路来描述。这使我对物理学中的振动理论产生了兴趣，当时外文书店来了一本苏联科学院院士哈伊金写的俄文版“振动理论”，我和陈俊璧都投资买了一本，后来也未能找到机会认真地读一读。

和全国一样，我们学校于1957年5月28日全院进行整风动员，10月15日恢复正常教学活动。在反右高潮中，彭德怀1957年8月14日第一次来院视察。据说彭老总来学校是因为有一位教员吴培业曾两次给彭老总写信反映学校情况后，他就决定亲临我院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并亲自和这位尉官谈了两个小时。在这次视察中我们和彭老总的唯一接触是在602大教室（仓库改的）聆听他的报告。他讲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反右斗争的一些情况。讲完后就将他铅笔写的一张草稿揉作一团随手丢进字纸篓里。

1957年10月开始红专大辩论，由反右转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段。1958年3月开展“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和批“三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和“五气”（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进一步斗个人主义，开展交心活动，发展成“兴无灭资”运动。

1958年春天全国农村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到处挖渠、建水库。张家口市在我们学校和251野战医院之间在修“黑石坝”水库的引水渠，我们也投入了战斗，全院人员干劲冲天，三班倒轮流上阵，食堂也全力以赴保证就餐，记得那时到食堂就有饭吃，在汤桶里都可捞到完整的鸡蛋。分给我们学校的任务很快就超额完成了。

1958年4月15日贺龙元帅来学院视察，全院在大操场集合接受检阅，他带来了中央的关怀和问候，鼓励大家努力学习，掌握技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临走时，他走下主席台，绕场一周，和大家亲切会面、交谈、道别。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都很亲切。

1958年学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迁校，我们是乘混合编组专列第一批迁往西安的，专列的总指挥是我们的系副主任曲克泮。列车上自己架设了有线广播，宣布指挥命令、开展读报、播送音乐、文娱节目。6月24日晨我们的军运专列从张家口出发，25日晚到达西安。一路上我们都很兴奋，我们班三十多人，分在一个闷罐货车厢内，班主任和我们同行。车厢中间两侧是装货的门，车厢两边都搭了两层铺，一、二组各占一边。路上我们还组织文艺演出，大家轮流贡献节目，有相声、唱歌、笑话等，史耀琮用鼻腔奏乐很有水平，博得热烈掌声。车开到黄河铁桥时我们都想看看黄河，可惜是在晚上，未能看清楚。我们在洛阳站停下来，军运站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饭，我们下车到候车楼的二楼吃饭，饭后我们收拾打扫干净后又上车赶路了。车到西安后我们学员们都背着自己的行李，整队从火车站出发，途经解放路、钟楼、西大街、南院门、边家村走到学校，沿途吸引了许多市民们观看，他们很少看到这么多的军人列队过城。

来到新校址首先看到的是雄伟的教学主楼，这是按苏联列宁格勒布琼尼通信学院的图纸建造的，墙很厚，窗子相对比较小，适用于苏联寒带气候，没有根据西安的温带气候作一些必要的修正。校官宿舍楼和尉官宿舍楼也是照抄苏联军营的设计图纸。看到这些楼房建筑，大家都很开心，比起张家口东山坡的日本兵营有了天壤之别的变化。

上课之余，很多时候要参加建校劳动，平整操场、修建马路、清理周围环境，大家忙得不亦乐乎，不顾暑热难耐，不怕脏累，同甘共苦，心甘情愿。

开学没过多久，领导就找张会庭、陈俊璧、程文相和我谈话，调我们到新成立的设在学院主楼五楼的研究室，分到第五组参加一项保密电话的科研，我们就暂时脱离了学员班。研究室分六个攻关组，有航偏校正仪、远程警戒雷达、机载雷达、红外方位仪、保密机等项目。本院抽调了160余人，西北工业大学、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调来一批人，最多时达229人。各组之间不准串门，相互之间保密。保密纪律规定很严，外出上街必须请假，二人以上同行。记得有一次胡征教授星期天要上街办事，我就请假陪他一起去，他还请我吃了来西安后的第一碗羊肉泡馍。

我们搞电话保密机，为第五组。组长是实习工厂调来的叶又新老师，他是解放前上海交大毕业的，基础很好，不善言谈，但考虑问题深入。组员有张会庭、陈俊壁、程文相、王正光、王金龙、李幸运、张世浩、张光彩等。胡征教授是我们的技术顾问，他为我们讲授网络综合理论，为滤波器设计打基础，他还抽时间为我们补习英语，提高我们的英语阅读能力，给我们帮助很大。

对于保密电话机的研究项目，我们首先需要设计总体方案。正好10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和陈俊璧在外文书店年发现了一本由苏联В. И. СИФОРОВ院士主持翻译出版的《消息传输理论》——第三次国际信息论会议论文选集（1955年9月在伦敦召开）。其中有一篇是法国学者P. Marcou和J. Daguet写的《语音传输新方法》。介绍利用分频、倍频法压缩语音频带。我们很感兴趣，就买了几本。经过认真阅读和讨论，决定采用此法作为我们构造语音加密体制的基础。看到这两位作者还在1954年得到两项专利，我们就更加信心十足，很快就制定出制作方案，并分头日以继夜地制作分频器、倍频器、滤波器、变压器等部件。当时确实是以“分秒必争”的精神来稿工作的，很多事情都能得到各级领导的全力支持，我们研究所需的仪器、器材一经提出就能很快提供给我们，有些还是通过外贸途经的，像我们需要的东德RFT公司的高精度电阻、电感、电容测试仪，德律风根的高品质录音机，手摇计算机、晶体三极管、高导磁率鉑钼合金薄片。

部件很快做出来了，但联试很不顺利。当不加窄带滤波器时，语音信号经过分频、倍频后，恢复的语音信号质量还不错。但只要一加上窄带滤波器，再经倍频器就还原不出可懂的语音信号。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的研究组。

在五楼搞科研工作很紧张，每天晚上大都干到11点半左右。大家就到食堂，吃一顿热面条，而后上楼再干到两、三点钟才去睡觉。早上，轮到值班的同志要早点起床，到食堂给大家拿馒头和咸菜。不值班的可睡到8点多，起来就上楼工作。虽然很辛苦，在前几个月大家干劲都很高。受到当时全国“跃进”形势的鼓舞，一心干科研，心情也不错。对于刚刚过了不久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似乎已忘却。

在五楼参加科研期间，我们结识了一位朝鲜族的政治教员金顺涛，他的日语不错，待人也很真诚，我们就拜他为师，请他教我们日语。我和陈俊璧一周抽两个晚上，于晚饭后到他家学一个小时日语。他有好几个小孩，一家人挤在尉官楼中一间十来平米的房子里，活得够艰辛的。他的口语很好，有时还教我们唱日文歌曲，如“樱花”。由于条件实在太艰苦，这段日语学习未能坚持太久。

11月4日彭德怀部长第二次来院视察，上午到五楼参观时，让口才比较好的陈俊壁向他汇报了我们的方案和计划。彭老总和随行人员围在实验桌旁，我们站在他们的后边。他鼓励并告诫我们说：“搞科学研究就不要怕失败，有些人把失败看得了不起，一遇失败就垂头丧气，这是不好的。”

1958是全民大炼钢铁的一年，中央提出要翻一番，到年底要炼出1070万吨钢。我们学校也分摊了不小的任务。我们由于突击搞科研攻关，没有参加炼钢工作，但学院还是在校操场建起了小土炉，拉来许多废铁和焦炭，升起了炉子，大家轮流地上阵，24小时不停地炼起钢来。不幸的是一位58班的军官生当班时，添入炉中的废料中有爆炸物，他正好在炉口被炸而牺牲。钢当然还得继续炼，直到完成了给定指标才停下来。至于练出来的是否能称之为钢就不得而知了。

1959年3月6日叶剑英元帅来院视察，我们全院人员集合在大操场东北角听叶帅讲话。他讲了很多哲理，给我影响最深的是，事物在时间上运动，如果我们对其估计超前了就会犯左的错误，估计不足就要犯右的错误。

1959年，通信兵部科技部孙俊人部长（曾任我校副院长）主持召开了一次小型语言频带压缩技术交流会。请了北邮蔡长年教授和王润生同志等。我校由陈太一教授带队，王金龙和我一起参加会，我们还用带去的录音机，将实验结果放给大家听。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类学术会议，有幸认识了电子学界的几位前辈。他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陈教授叫我介绍我们搞的方案，尽管它还只是个不成功的半成品，我还是竭尽全力为它做了充分的辩护。但蔡先生和陈先生对此所持的保留态度，使我对此方案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孙俊人部长还嘱咐我们要将语言频带压缩的研究当作西电的传家宝坚持搞下去。

会后由通信兵部科学技术部李长恩大尉负责组织出版了《语言频带压缩译丛》（1959.10），由我们科研组翻译的九篇较新的俄文、英文论文组成。

开会回来后不久，五楼的科研组就临近解散了。因为学校不能集中这么多教学力量长期脱离教学搞科研。校外的人员也开始撤走。这一短期突出业务、大搞科研的实体也就到了末日。

五楼科研室解散后，我来到电信工程系，在常周生老师的领导下继续原来的研究工作。张会庭同志调通信兵部，后到苏联红旗通信学院留学。叶又新、陈俊壁、程文相、张光彩等同志调到刚刚组建的第十研究院。王正光、李幸运（文革时更名李兴无）、张世浩等同志分到三系工作。

1960年5月在成都军区举办了军内科研成果展示会，代号为“520”会议。领导派常周生老师和我参加，并负责保密电话展台的讲解和演示工作。我们学校在成都和绵阳之间架设了一条散射通路，我们的保密电话拟作其终端参加演示。到了成都军区，将展位布置好之后，事情就不多了，来了参观的，就介绍一番，也很少有人提什么问题。一次，成电的张宏基教授来参观时提了一些问题，我和他在展室外面谈了一些我的看法，因为我一直在思索着为什么一加滤波器就不能恢复出可懂的语音，提出了我对这一方案的疑惑，他对法国学者的分频压缩语音频带方案也表示怀疑。我告诉他我们联试中未能加上窄带滤波器。

会议进行了十几天，会议期间伙食很好，我们平时好久都吃不到的鱼和肉每顿都有供应。会议结束后，我和天线实验室的张富民同志又接受了一个任务，由我们两人负责将学校参展的108项展品护送到西安。我们包了一个闷罐车皮，随货运编组列车发往西安。我们从成都军区食堂带上足够的吃的，准备了一个水缸，带上睡觉的行李就出发到货运车站，登上了我们租的闷罐车，开始了几天艰苦而又新鲜的旅程。货运站和客运站有很大区别，货运是以车厢为单位、按发往的目的地进行编组，实现列车分解和重组主要的是依赖货运站的驼峰，机车将分解的车厢推到驼峰的最高点后与之分离，让其自由下滑，然后通过道岔控制将其引向另一编组列车的轨道。要重复多次这类操作才能重组出一列货运车，需要很好地运筹，以降低操作数量，避免出错。重组好的列车，运行到大的货运站时，除了直达列车外，往往需要重组，以便能将不同方向混合编组的车厢发到不同目的地。所以在我们押运过程中，当列车到达宝鸡货运站后，我们就要带上介绍信跑到车站的军运站请他们帮助联系，尽快将我们的车厢重组编到发往西安的列车。

在我们押车的几天中，还有一些难得的见闻。车到广元站时，停了不少时间，我们打开大门，透透空气，一位四川老乡过来和我们聊天，张富民递给他一支烟，他点着后，马上贪婪地吸了一大口，他告诉我们已经好久没吸到过烟了，只能找一些树叶子点来抽。吃的东西也很少，生活实在煎熬。我们将带的吃的东西给了他一些。车开后，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当时生活在军校的我们真是犹如在天堂的人，根本不知道当时的中国竟有这么多的同胞们在饥饿中煎熬着。

车过秦岭车站不久就停在青石崖车站等候对面来车，我们就下车休息。这个站的风景真不错，听说是孙悟空的老家，为修车站他的花果山已被炸掉一半，水帘洞还在车站左侧的山上，可以看到有一股清泉飞溅下来。从站的右侧向下看就是难得见到的美景，我们可以看到山下面跑着的火车一忽儿钻到山洞里不见了，过一会又钻出了山洞，爬上了一个高度，又绕回到原来的方向继续钻山洞，拧了一个8字又一个8字，大约经过了三、四十分钟才气喘吁吁地爬到青石崖车站。若不是有机会押车恐怕是难于见到这一奇观，只可惜当时我们没有照相机。（参看宝成线宝鸡至秦岭的示意图）

我们在站上休息时还和司机同志聊天，他告诉我们宝鸡至秦岭山脊直线距离仅25公里，高差达817米，为了克服地势高差，以3个马蹄形和1个螺旋形的迂回展线上升，线路重列3层。车行得需两个机车牵引，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副手要不停地加煤，才能保持机车的拉力和推力，由于还未实现电气化，在过山洞时机组人员被烟熏得几至昏阙，这是相当艰苦的。他还告诉我们，有一次他曾为刘少奇开这一段车，并被请到餐车吃了面条。

经过三天多的时间，我们终于到达了西安货运站，学校派卡车将展品和我们接回。对我们来说这确实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学到了一些平时难于得到的知识，听到了一些平时不大可能听到的见闻，看到了难于见到的美丽风光，也忍受了一些饥渴的磨炼，特别是最后一天多，由于天气很热，我们从成都带的吃的都已变质，我们只好忍饥了。

我留在二系继续思考方案的可行性，认真读了“无线电技术基础”一书中有关频谱分析和非线性电路部分，终于搞清了方案失败的原因。语音信号经过极限限幅之后，变成了调相波，但信号频谱仍然很宽。经过分频器时，分频器是受能量最大的频谱分量控制工作的，虽然信号的能量被集中于频谱中最强分量的附近，但语音中的信息并未被集中。通过窄带滤波器之后，大部分表示语音信息的频谱分量被滤掉了，致使倍频器根本不可能恢复原来语音中的主要信息。这样我就完全想通、并彻底否定了这一“语音传输的新方法”。轰轰烈烈开始的近两年多的科研以失败而告终。这两年的科研，虽然没有结出硕果，但对我的一生影响巨大。让我记起彭老总搞科学研究就不要怕失败的教导。

我将这一探索的经验写成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总结起来我认识到了如下几点：第一，搞科学研究最可贵的是怀疑精神，不管是哪个权威说的，或发表在什么等级的会议或刊物上，也不管他取得了多少个专利，都不应盲目地认可；第二，科学实验是检验真理的重要手段，我们正是认真地做出了实验系统，才发现了文献和专利中的“伪”，并最终彻底撇弃它；第三，要加强我们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对于信号谱分析和非线性振动理论有足够的修养，也许我们不至于对分频、倍频法陷得如此之深，我们可能会早点觉悟。

到了学期末，外出实习和搞毕业设计的同学们都已陆续回校，我们也重新回到原来的编班，进行毕业鉴定和等待毕业分配。当毕业分配命令宣布后，令我很失望，我被留校做教师。我很希望我能在年轻的时候到研究单位做点实际探索工作，等到老了，有点经验后再去教书。但“命运的安排是如此的不可动摇”，我只能从“命”了。

同学们抓紧走前的机会到西安的一些历史景点和景区游览，特别是去爬华山，我都无兴趣参与。心想我已留在西安，以后有机会游，致使直至今天我还未曾到过华山。

送走了我们朝夕相处6年的同学们，心中既羡慕、又不舍地和他们告别，而后就去新成立的无线电物理系报到了。我后来才知道，我被留校，是因为我曾和陈太一教授一起到北京开过一次会，他让我在会上介绍我们的研究方案。可能他觉得我讲的还清楚，就建议将我留下来参与信息论专业的创建工作。我的命运就这样被定下来了，这可能也是一种缘分吧。

王育民简历：

1936年2月18日生于北京通州。1954年7月参军到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有线系学习，1959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1979年12月-1981年12月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进修。回国后继续在我校任教至今。

长期从事通信、信息论、编码、密码的理论与应用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和完成的科研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重点和多项一般项目，国家密码基金、国防预研基金、军事通信装备等，其中“混合ＡＲＱ体制性能分析”1983年获电子部科技成果二等奖，“战术电台中的语音加密”1992年获电子部科技进步三等奖、省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300路载波话上数字传输设备研制”和“分组码快速译码算法研究”1997年分获电子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宽带无线网络WAPI安全技术》2005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撰写和合作论文百余篇，著有《伪随机序列及其应用》、《信息与编码理论》、《保密学——基础与应用》（1996年获电子工业部优秀教材一等奖）、《通信网的安全——理论与技术》（2002年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为全国推荐研究生教材）、《电子商务技术与应用》等合著书。1998年获陕西省教委优秀博士生指导教师奖，国家精品课程建设《信息论与编码理论》项目负责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中国密码学会、中国电子学会和中国通信学会会士，中国密码学会荣誉理事，IEEE高级会员。2011年10月获中国密码学杰出贡献奖，2014年10月获中国信息论学会终身成就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