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提出“蚁族”概念的青年学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微博)副教授廉思近日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群体，并称这个群体为“工蜂”族。历时一年多调研完成的《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负责人廉思，日前接受了中国青年报的独家采访。
中国青年报：继“蚁族”之后，您为何选择关注高校青年教师群体？
廉思：我们常年关注知识青年问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
“蚁族”的出现，折射出中国当下“知识”与“力量”逐渐背离的趋势，比“蚁族”具有更多文化资本(92%为博士)的高校青年教师群体，是否有类似遭遇，这是我们做这项研究的初衷。
此外，我国传统上有“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说法。“士”作为知识分子的前身，曾是四民之首、社会重心，既是其他阶层的表率，也是将民意向上传递的桥梁。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带有更多思想，教书育人，他们的生存状况，是时代的容颜，也将影响中国未来至少20年。
中国青年报：为何把高校青年教师称作“工蜂”？
廉思：“工蜂”在蜂群中占绝大多数，承担了整个蜂群的全部劳动。“工蜂”弱小，但有力量，虽有集体协作，但也独立作业。“工蜂”一生从不停止工作，它们持续酿造蜂蜜，恰似老师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此外，“工蜂”一旦遇到侵害，会用蜇刺进行还击。这很符合当下青年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其他社群相比，具有更多的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专门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承的高校青年教师是强烈关注现实、对社会“背阴面”持最激烈的批判态度、并有足够影响力的一个群体，思考和发声会贯穿其一生。
中国青年报：“工蜂”现象在社会其他群体中是否具有普遍性？
廉思：各行各业都有“工蜂”。如果用“蜂巢”来比喻大学及其等级分明的行政体制，“蜂巢”又何尝不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呢？
作为青年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的结合体，“工蜂”身上折射出的时代侧面，“也能让一些年轻人看到自己的影子”。
1999年后的高校扩招造就了一大批知识青年，文化知识的传播人群迅速扩展。这些人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互联网又为这批青年人的话语表达开启了一个全新空间。他们以年轻人的激情和专业特长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日后必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工蜂”既是青年知识分子，又以自身智识培养青年知识分子。我把研究“工蜂”族视作理解当下社会、了解青年知识分子乃至中产阶级状态的一个路径。
调查显示高校青年教师自比为“工蜂”
逾八成受访者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
高校青年教师实际成为一线工作的主力，但所得无法与资历、职称、行政职务高者相比。科研、教学和经济压力被他们视为“三座大山”。
彭锋(化名)今年33岁，国内名牌大学文科博士毕业，目前在北京某重点高校任讲师。他每周教8个课时，与名教授一起承担了两项科研课题，没有行政职务。
彭锋很忙，他计划3年内发表6篇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拿到副教授职称。为此，他把大半的时间分给了科研，其中不少又“耗在写标书、跑关系、找发票报销上”。
彭锋已婚，他每年贡献给家庭的工资大约4万元，另有两万元的工资外收入是课题经费“贴补”的。尽管高校教师这份工作稳定且“听起来很好”，但彭锋在从政或经商的朋友面前没多少自信。彭锋被大家称作知识分子，但他和同事们有时自嘲为“知识工人”，或“工蜂”族——光鲜外表下“鸭梨山大”(即压力很大——记者注)，是单位的业务主力但收获有限，多数忙碌于金字塔底端，仅少数人能拼到上层，才“有资本做真正感兴趣的事”。
这是廉思研究团队为“70后”、“80后”高校教师画的一张像。
统计显示，我国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人数目前已超过86万，占全国高校专职教师总数的63.3%。由廉思领衔的30人研究团队历时一年有余，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5个城市，对供职于包括985、211、普通高校、大专院校和成人/民办高校在内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师，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抽样问卷调查，结合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等调查方法，完成了《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
72.3%感到“压力大”
科研任务重是最大压力源
彭锋每天都觉得自己“在跟时间赛跑”。
他工作日的时间表通常是：上午读书、查资料，带几个学生做调研，撰写由老教授或系主任“挂帅”的课题报告；下午到学校教两个半小时的课，再找财务“弄1个小时的报销”。双休日里，除了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外，他给自己定了个“文献翻译计划”，为争取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搜集素材。
调查报告显示，作为近九成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知群体，高校“工蜂”族也是高压人群。72.3%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其中更有36.3%的人认为“压力非常大”。
压力主要来自3个方面——科研任务重、教学任务多和经济收入少。“科研任务是最大压力源。”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78.1%的‘工蜂’认为，自己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够用’，甚至‘很不够用’。”
“非升即走”的潜规则更加剧了彭锋的紧迫感。“很多人把大学老师工作视作‘铁饭碗’，但对很多年轻老师来说，一个潜规则是：5年内不能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你在这个学校的教书生涯就基本结束了。”
升副教授的依据当然是指标完成情况。但报告显示，高校“工蜂”族完成指标的状况并不乐观。
近3年来，20.5%的文科“工蜂”没有在CSSCI上发表过论文，92.5%的理科“工蜂”没有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85.5%的工科“工蜂”没有在EI(工程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没有独立著作的“工蜂”占83.2%。
彭锋工作快5年了，身边近2/3的同龄教师是讲师职称，只有约1/4是副教授职称，“40岁以下的教授几乎看不到”。
“时代习惯了‘赢者通吃’，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彭锋坦言，职称低让“工蜂”们感到掣肘颇多，“副教授不能担纲重大课题，即使他是实际研究的主力。科研经费和学术资源也都向学界‘精英’和‘大腕’靠拢。”报告也显示，80.6%的“工蜂”没有主持过国家级课题项目，六成“工蜂”一年的科研项目经费不足5万元，61.6%的人没有拿到过学校的研究资助。
彭锋有自己的研究兴趣，但他目前的研究和生活都围绕着“马上升副教授，40岁以前升教授”进行。为了成为“蜂巢”上层的“赢者”，他必须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有时也不得不搞关系，甚至花钱买版面。
“调查显示，没有‘工蜂’认为影响论文发表的因素仅仅是质量，有超过2/3的人认为，人际关系与职称会对论文发表产生重要影响。”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这些与你的身份、收入、尊严全部连在一起时，不少年轻的‘工蜂’只能低下高贵的头颅，在学科专业标准的规训下，生产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以步步追逐那个唯一的成功标准——拥有更高的文化资本和成为专业权威。”
近七成每月难有结余
14.2%主要靠兼职养家
“‘大学老师’的名头提起来能赢得同辈尊敬，但说起经济收入，囊中羞涩的时候多。”彭锋说。调查报告佐证了这一点。
“调查显示，仅有13.4%的受访者是由于‘收入高’而选择当老师的，64.6%的‘工蜂’认为‘稳定性高’是当前工作最有吸引力的地方，62.1%则是由于‘名声好’。”廉思分析，虽然拥有较多的无形资本，但“工蜂”族的整体收入偏低，平均一年不足5万元，只有10%的“工蜂”能突破7万元。
2006年，北大教授阿忆曾在博客上“晒收入”，提到工资收入不足以支撑日常开支。工作的第3年，彭锋也曾对比过“智力密集型行业”的工资单。他发现，金融业2010年的年人均工资是8万多元，计算机和软件业近7万元。“我们排在第三位，5.7万元。但除去名教授、学科带头人的收入，很多青年老师达不到这个水平。”
彭锋不是没有“外块”。但调查显示，七成“工蜂”的收入来源主要还是工资，五成人的年均“工资外收入”不足两万元。
报告指出：“相比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近年来的迅速提高，高校教师的相对经济地位近年来不升反降。因此，适当提高高校青年教师待遇，为其建立基本生活保障体系是一项紧迫工作。”
“高校‘工蜂’族刚入职不久，工资和职称相对较低，申请课题经费难度较大，而结婚、买房、买车、子女升学、赡养老人等经济压力又集中涌现，以致不少人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以代课、培训、承揽项目等‘贴补家用’，甚至有14.2%受访者以兼职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廉思进一步向记者分析。
由于有房贷压力，彭锋和妻子的收入每月加起来刚好“收支平衡”，有时略亮“红灯”。
而调查报告显示，彭锋的情况不在少数，每月能有经济结余的“工蜂”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工蜂”在工作的前几年内，经济上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
“缺乏一份体面的收入，知识分子只能‘为稻粱谋’。”彭锋坦言，由于其兼职承接的课题研究耗时不少，尽管家里有600本藏书，他近一年除专业书外，已很少有时间“精致地阅读”。部分“工蜂”族在调查中坦言“兼职影响了备课”，为贴补收入，对各种课题经费也“节衣缩食”，“该用的不舍得用，应该开的会不舍得开”。
“在一次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对话中，他针对‘工蜂’族表示，大学里做学问非要有‘闲暇’不可，古人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廉思告诉记者，“但当不少教书育人者必须为世俗劳碌时，我们担心青年知识分子正由‘精神贵族’沦为‘知识工人’，并把这种焦虑传给下一代。”
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
无论从哪方面硬件条件来看，“工蜂”族都不算“屌丝”：高学历，工作稳定，83.7%受访者拥有本地城镇户口，八成有住房公积金，五成以上有医疗和养老保险。加上社会名望，高校“工蜂”族应属“凭借学历资本而上升”的中产阶级。但调查报告显示，这个人群的自我认知却在“下行”。
对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5138位受访高校青年教师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0.6%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
报告分析指出：“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变了，权力和金钱取代知识与道德成为评价核心指标，这是令高校‘工蜂’族感到压抑的重要背景。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下降，‘工蜂’族地位更加被边缘化。”
北京师范大学某房地产领域教授日前宣称，若学生在40岁时还没赚到4000万元就别来见他。在廉思看来，此番言论中知识与金钱孰轻孰重的纠葛，正是上述变化的一个典型概括。
高校内部的资源配置不均，论资排辈现象严重，“官本位色彩浓”，有时也令彭锋产生“失落感”。
报告显示，过半数(54.0%)受访“工蜂”有类似感受。“不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的概率不一样。目前，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等处于‘平台期’——大致路径及规模已经形成——年轻人的出头比‘变革期’要困难很多。”陈平原教授对廉思研究团队这样分析“工蜂”族的上升不易。
报告还显示，“下行感”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角色定位和社会责任感。
调查发现，在部分考虑过转行的“工蜂”中，22.8%的理想是公务员，想从事企业管理或金融行从的也分别有两成左右。
此外，在判断自己是否优秀的标准上，有45.6%的受访“工蜂”认为同行认可是首要标准，其次是获得政府认可，仅有23.4%的人把“获得社会认可”作为评判标准，这也令研究者感到担忧。“由于关乎基本利益的评审与晋升均由‘同行’或‘政府有关部门’决定，因此‘工蜂’族在思考问题时，会更多选择站在学术立场和政府立场，很难做到‘为大众思考’了。”廉思在报告中写道。
彭锋至今记得，在自己读书时，他的老师曾告诉他：“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要能为国家担纲，也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但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在校园里，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行色匆匆，像“工蜂”一样，为找一份好工作，有一个好家庭，过自己的好日子而奔忙。
“当知识分子的眼界、旨趣和情怀，都缩到与时代精神没有关系时，时代精神在哪里安放？”这是彭锋忙碌之余，经常涌上心头的问题。
超六成高校青年教师认为做课题比给学生上课重要
对“工蜂”来说，是做课题重要，还是给学生上课重要？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60%会选择前者，67.8%坦言“教学质量不会影响晋升”。
“当职称评定和各类考核都直接跟科研成果的发表、出版及项目课题数挂钩时，做科研、发论文成了‘主业’。教学的成效又不易评估，一定程度上成了‘副业’。”一位受访“工蜂”慨叹。
调查表明，超过九成(91.2%)的“工蜂”在意教学质量，但过半(50.4%)的“工蜂”认为自己从事科研工作的时间“不太够用”，近三成(27.7%)感到“很不够用”。受访“工蜂”普遍感到科研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没时间备课。
调查还显示，32.5%的高校青年教师直言，教学压力主要来自“学校的考核”，把学生的认可度当作压力源的，不足两成(19.7%)。
“重科轻教”带来师生沟通不畅、教学内容不受认可等多种问题。
近六成(58.9%)受访“工蜂”表示，自己“不太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40.7%的人认为表示自己跟学生有距离感。在带研究生的高校青年教师中，能保证一周至少交流一次的仅有32.8%，另外近三成(29.5%)坦承自己与研究生“交流很少”，一个月也不能保证一两次。
调查显示高校青年教师更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
对“工蜂”来说，是做课题重要，还是给学生上课重要？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60%会选择前者，67.8%坦言“教学质量不会影响晋升”。
“当职称评定和各类考核都直接跟科研成果的发表、出版及项目课题数挂钩时，做科研、发论文成了‘主业’。教学的成效又不易评估，一定程度上成了‘副业’。”一位受访“工蜂”慨叹。
调查表明，超过九成(91.2%)的“工蜂”在意教学质量，但过半(50.4%)的“工蜂”认为自己从事科研工作的时间“不太够用”，近三成(27.7%)感到“很不够用”。受访“工蜂”普遍感到科研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没时间备课。
调查还显示，32.5%的高校青年教师直言，教学压力主要来自“学校的考核”，把学生的认可度当作压力源的，不足两成(19.7%)。
“重科轻教”带来师生沟通不畅、教学内容不受认可等多种问题。
近六成(58.9%)受访“工蜂”表示，自己“不太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40.7%的人认为表示自己跟学生有距离感。在带研究生的高校青年教师中，能保证一周至少交流一次的仅有32.8%，另外近三成(29.5%)坦承自己与研究生“交流很少”，一个月也不能保证一两次。
超七成高校青年教师认为学术不端系评价制度驱使
浙江大学副教授贺海波被指论文造假、贵州大学体育部两负责人同陷论文“剽窃门”……学术不端丑闻令公众扼腕。
廉思研究团队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工蜂”群体眼中，学术不端现象普遍存在，“自己身边就有学术不端”，超七成人认为在于“评价制度驱使”。
七种学术不端行为最常见
何谓“学术不端”？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指出，它是指研究和学术领域内的各种编造、作假、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公认道德的行为，及滥用和骗取科研资源等科研活动中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
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调查显示，学术不端行为几乎遍及被调查的绝大部分高校。其中，受访高校青年教师认为七种最常见的学术不端行为按照普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在课题评奖时拉关系、走后门”，“学校职称评定论资排辈”，“在没有参与的科研成果上挂名”，“发表论文交纳非正常版面费”，“一稿多投、多发”，“剽窃他人研究成果”和“伪造数据”。
超过八成“工蜂”认为，学术不端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降低概率，甚至避免，只有13.5%认为学术不端现象“不可避免”。
此外，近八成“工蜂”对学术不端事件的态度是“不同情”，表示同情的不及1/4。
“这表明，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对学术不端现象多持不满态度。‘工蜂’认为当前过于量化、浮浅的职称评审制度导致出现学术不端现象。”廉思告诉记者。
六成人支持改革评价体制
在“工蜂”族眼中，学术不端原因何在？记者看到，超七成(74.1%)“工蜂”认为是“现行评价制度驱使”。此外，还有约六成受访者认为，社会大环境、研究者自律不够、监督机制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
调查显示，在“工蜂”眼中，超过六成(60.1%)认为防止学术不端行为最有效的，就是“改革科研能力评价体制”。其次是完善学术审查制度和加大惩罚力度。
“目前，许多高校都对职称评审制定了不少必备条件，从量化、级别、规模等方面衡量，如核心期刊论文发表，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专著和研究报告等。这种考评标准简单而清晰，但缺点在于‘重外表轻内涵’、‘重数量轻质量’、‘重刊物级别轻论文档次’、‘重表面文章轻深度思考’。基于项目制的资源配置体系，结果导向的职称考评机制，催生了垃圾论文，也易使学术成为谋利的工具。”廉思分析道。
调查同时显示，惩处力度的缺失也在诱导一些高校青年教师“趋利避害”。
“较之社会舆论，小圈子内部的学术规范往往对‘工蜂’的影响更大。超过一半(50.6%)的高校青年教师了解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来自‘老师、朋友、同事的言传身教’。”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调查中，当被问及“你身边的学术不端是否受到了处罚”时，有40.6%表示“不清楚”，26.0%表示“只有极少数受到处罚”，7.1%表示“没有人受到处罚”。只有20.9%称“有一些受到处罚”，选择“几乎都受到处罚”的仅5.4%。
“环境可以对一个人产生强烈的暗示，对学术不端行为缺乏明确有效的处罚措施时，意味着这种行为的成本远远低于‘提拔职称’、‘获得物质奖励’等效益。这会诱发整个群体倾向于‘越轨行为’。”廉思分析道，“尤其是‘工蜂’群体可支配科研资源较少，难以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在与老一代学者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此外，他们还要面临来自教学、行政、家庭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重重压力，所以才会有很多‘工蜂’感慨，‘造假是无奈的选择’。”
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逾七成(75.5%)的“工蜂”有政治参与意愿，其中的九成多(91.4%)在网络热点公共事件中更愿扮演“看客”角色。
“高校青年教师群体表现出了较复杂的公共性：一方面较频繁地使用网络‘发声’，影响力较大。另一方面，又在知识分子济世情怀中，掺杂了较多的‘畏言’与‘犬儒’心理，从认识到行为的连续性不高。”
报告显示，高校“工蜂”族参政的主渠道是网络。有90.3%的“工蜂”拥有微博，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8%)。但在使用微博时，为了“抒发个人情绪和感情”的占四成(41.8%)，为“关注或者寻找有价值的社会问题”的只占不足三成(27.5%)。
调查显示，“工蜂”族对“社会民生”(60.7%)和“司法公正”(52.3%)的关注，远远超过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等领域，“表明该群体对个人生存与整个社会均投以目光”。与此同时，他们对“房价走势”、“方舟子打假”等与自身关联紧密的社会事件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象牙塔外的政治事件的关注。
在面临与其自身没有利益关系的网络热点公共事件时，虽然“工蜂”中的绝大多数(90.2%)认为会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但更多会选择点击浏览(65.8%)，或转帖并传播此新闻(31.9%)等方式参与，愿意与身边人讨论的不足1/4。绝大多数(91.4%)“工蜂”在实际行动面前，选择静态、沉默。“世俗生活压力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校‘工蜂’族的公共性，对宏观、高层次、长远的问题考虑较少。”
以“70后”、“80后”为主的40岁以下高校青年教师怎么教育“90后”的大学生呢？
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九成(91.7%)“工蜂”在课堂中讲授的是基础性专业知识，同时，63.2%的“工蜂”还会讲述自己的生活或成长经历。
调查显示，超过七成“工蜂”直言讲授知识是希望学生获得“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对该学科产生浓郁的兴趣，能够自主探究”。对于“体验知识的快乐和人生的真谛”，关注此点的“工蜂”不足半数(49.7%)。
“高校青年教师更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无论是实践能力还是自主学习能力，这与当今社会的‘能力需求’是一致的，表明该群体具备先进的教育理念。”廉思写道，“但强调知识的工具性，也是一把双刃剑。‘工蜂’将通过知识获得纯粹的快乐放在较为次要的位置，实用主义倾向比较明显。”
调查显示，超过一半“工蜂”较认同自由、公正、平等、法治等理念。逾六成(63.5%)在教学之余，会注重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调查还显示，在与学生的日常交流中，除专业知识外，64.4%的“工蜂”的话题是围绕“学生密切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展开。40.4%的“工蜂”在教学中不避讳谈及社会问题，会“告诉学生社会的阴暗面，让学生更全面了解社会”。约九成(89.6%)“工蜂”同时注意“积极地去影响学生，向学生传递正面价值观”。
浙江大学副教授贺海波被指论文造假、贵州大学体育部两负责人同陷论文“剽窃门”……学术不端丑闻令公众扼腕。
廉思研究团队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工蜂”群体眼中，学术不端现象普遍存在，“自己身边就有学术不端”，超七成人认为在于“评价制度驱使”。
七种学术不端行为最常见
何谓“学术不端”？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指出，它是指研究和学术领域内的各种编造、作假、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公认道德的行为，及滥用和骗取科研资源等科研活动中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
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调查显示，学术不端行为几乎遍及被调查的绝大部分高校。其中，受访高校青年教师认为七种最常见的学术不端行为按照普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在课题评奖时拉关系、走后门”，“学校职称评定论资排辈”，“在没有参与的科研成果上挂名”，“发表论文交纳非正常版面费”，“一稿多投、多发”，“剽窃他人研究成果”和“伪造数据”。
超过八成“工蜂”认为，学术不端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降低概率，甚至避免，只有13.5%认为学术不端现象“不可避免”。
此外，近八成“工蜂”对学术不端事件的态度是“不同情”，表示同情的不及1/4。
“这表明，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对学术不端现象多持不满态度。‘工蜂’认为当前过于量化、浮浅的职称评审制度导致出现学术不端现象。”廉思告诉记者。
六成人支持改革评价体制
在“工蜂”族眼中，学术不端原因何在？记者看到，超七成(74.1%)“工蜂”认为是“现行评价制度驱使”。此外，还有约六成受访者认为，社会大环境、研究者自律不够、监督机制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
调查显示，在“工蜂”眼中，超过六成(60.1%)认为防止学术不端行为最有效的，就是“改革科研能力评价体制”。其次是完善学术审查制度和加大惩罚力度。
“目前，许多高校都对职称评审制定了不少必备条件，从量化、级别、规模等方面衡量，如核心期刊论文发表，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专著和研究报告等。这种考评标准简单而清晰，但缺点在于‘重外表轻内涵’、‘重数量轻质量’、‘重刊物级别轻论文档次’、‘重表面文章轻深度思考’。基于项目制的资源配置体系，结果导向的职称考评机制，催生了垃圾论文，也易使学术成为谋利的工具。”廉思分析道。
调查同时显示，惩处力度的缺失也在诱导一些高校青年教师“趋利避害”。
“较之社会舆论，小圈子内部的学术规范往往对‘工蜂’的影响更大。超过一半(50.6%)的高校青年教师了解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来自‘老师、朋友、同事的言传身教’。”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调查中，当被问及“你身边的学术不端是否受到了处罚”时，有40.6%表示“不清楚”，26.0%表示“只有极少数受到处罚”，7.1%表示“没有人受到处罚”。只有20.9%称“有一些受到处罚”，选择“几乎都受到处罚”的仅5.4%。
“环境可以对一个人产生强烈的暗示，对学术不端行为缺乏明确有效的处罚措施时，意味着这种行为的成本远远低于‘提拔职称’、‘获得物质奖励’等效益。这会诱发整个群体倾向于‘越轨行为’。”廉思分析道，“尤其是‘工蜂’群体可支配科研资源较少，难以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在与老一代学者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此外，他们还要面临来自教学、行政、家庭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重重压力，所以才会有很多‘工蜂’感慨，‘造假是无奈的选择’。”
两成高校青年女教师认为“女博士被妖魔化”
一个女博士占女性数量96.1%的群体里，高学历意味着什么？
廉思研究团队针对全国2708位40岁以下高校女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72.1%的女“工蜂”坦言，在恋爱方面“曾经因为高学历而苦恼过”。20%的高校青年女教师认为女博士被社会妖魔化，高学历减少了吸引力。
“高校青年女性教师是女性群体中学历水平最高、教育投入最多的一群。教育部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高校中女教师的比例达46.48%，其中七成是我们所说的女‘工蜂’。”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她们身兼五重社会角色——教师、科研工作者、知识分子、配偶/女友和母亲，也凸显了现代女性的共性：拥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权与事业发展权，但也面临着对女性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在继续肩负家务职责的同时，必须承担起‘集多重角色于一身’的巨大压力。”
调查显示，受访女“工蜂”是不折不扣的高知群体。其学历全部为硕士及以上，博士学历的为96.1%。但其中已婚者不足六成。
虽然大部分女“工蜂”认为，“高学历对于提高其在夫妻间的地位有正面作用”，“自己在夫妻之间是有较多话语权的一方”。但社会上一些妖魔化女博士的倾向，比如认为女博士“没有女人味”、“是第四类人”等，令她们烦恼。5000余份调查问卷中，有34.4%的高校青年教师确认“女博士被妖魔化了”。有12.7%的男性和20%的女性认为，高学历减少了吸引力，只有9.1%的女性自认女博士增加了吸引力。
此外，高学历伴随着晚育和少育。调查表明在已婚高校青年女教师中，52.5%由于职业而推迟了生育计划。女“工蜂”平均做母亲的年龄是32.7岁。
“压力不只体现在婚恋方面。”廉思指出，受访男“工蜂”一周课时量仅为女“工蜂”的2/3，但六成以上女“工蜂”的职称仅为讲师。“对比研究显示，低级职称中女性比例更高，在‘教授’、‘副教授’的职称中，男性是女性的两到三倍。”廉思说。
调查同时显示，虽然半数受访女“工蜂”选择科研的原因更加纯粹——“对学术研究感兴趣”，但接近2/3的女“工蜂”仍认为，女性的思维特质、情绪特质和家庭责任，导致“女性不适合从事科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