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秦明
沧桑岁月访谈之通信工程学院篇
她是国内最早从事电子系统的信号传播接收、数字通信、信息论、信息工程、保密通信等人才培养和研究的单位，她是新中国第一套流星余迹通信系统、第一套毫米波通信设备、第一台ATM交换机等科研成果的诞生地，她的成长伴随着西电的发展而壮大。如今，她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辉煌历程。今天，让我们走进通信工程学院，掀开记忆的面纱，探寻那些掩映在沧桑岁月中的精彩片段……
◆ 通信工程学院始终围绕现代电子信息、现代通信理论与技术等方向开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
特邀嘉宾：张海林教授，通信工程学院院长
记者：请简单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通信工程学院的概况。
张海林：通信工程学院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主要围绕现代电子信息、现代通信理论与技术等方向。学院现建有“综合业务网理论与关键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无线通信信息产业部重点实验室，设有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安全和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等四个本科专业，在通信与信息系统、密码学、军事通信学、光通信、信息安全、空间信息科学技术、交通信息及控制等学科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目前共有在校本科生3300余名，硕士研究生1500余名，博士生300余名。
记者：这么多年来，从通信工程学院走出的杰出校友都有哪些呢？
张海林：通信工程学院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通信与电子信息领域的急需人才。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69届的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李默芳，82届的中电科技集团总经理王志刚，84届的“神五”、“神六”飞船副总设计师杨宏，81届的中国移动 （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辛凡非等等。
记者：通信工程学院曾经取得过突出的科研成果。那么近年来，特别是“十五”211期间，通院都有哪些代表成果呢？
张海林：“十五”期间，通院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109篇，其中被SCI、EI、ISTP收录858篇次，先后有11项科技成果获省部级奖励。在无线自组织网络及安全技术、高效图像压缩及高速信息传输技术、流星余迹通信、卫星抗干扰通信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如“国家高速信息示范网建设”、“国家高清晰数字电视传输标准与实验系统”、“宽带无线接入系统的安全保密基础设施”、WAPI、“嫦娥一号探月工程中的图像处理子系统”、“流星余迹战略应急通信设备与系统”、其中已作为国家标准的WAPI成果，对于抗击国外技术霸权，赢得相关领域世贸谈判主动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流星余迹通信系统所有的设备都是我们自己动手造出来的，研究水平基本是和国际同步的
特邀嘉宾：刘增基教授，著名通信专家，流星余迹通信系统主要研制者之一
记者：作为迁校事件的经历者，您能够为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么？
刘增基：1958年的时候，我还是无线通信系的一名学生。开始并不知道学校要迁到西安，直到下达迁校命令，马上都要迁了，我们才知道。我是坐第二批次的军用专列来西安的。虽说是专列，其实就是运煤的闷罐车，我们打扫干净后，铺上军用棉毯，搭起了通铺。因为是军用专列，一路上都有兵站接待，浩浩荡荡。到达西安是当年8月的一个早晨，下着小雨。我们打着背包，穿着军衣军帽，冒雨步行，一路唱着歌，经过大差市、钟楼、南门，来到了位于边家村附近的新校园。看见雄伟高大的主教学楼，我们心情都十分激动！当时4个人住一个房间，房间里面还有暖气，条件非常不错。
记者：迁校以后，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刘增基：首先是培养目标发生了变化。在张家口入学时，我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维护使用的工程师；迁校西安后，提高了一个层次，要培养能够进行研究设计的工程师。为此，数学方面的理论基础加深了，不但要学基本微积分，还补充了一些工程数学的知识，复变函数、概率论、数理统计等等，还有信息论。其次，由于感觉到有线通信和无线通信的区别已经越来越小，学校把有线通信系和无线通信合并成了一个专业，相当于现在的通信工程。
最重要的是，学校办学方向发生了变化。1960年，学校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从通信兵部划归为国防科委，这也开启了学校从教学型向教学科研型的转变。学校迅速从只设有通信和雷达专业的单一性质的专科学校，扩大为面向全军电子科技领域的一所新型工程科技大学，开始在全国统一招生，新设了自动控制、制导、遥测遥控、计算技术、电子对抗、自动化防空体系、信息论、电波与天线、量子无线电、半导体器件、电真空器件、无线电器件与材料、导航等专业。规模也由3000人发展到10000多人，一跃成为与哈军工齐名的军内两所重点学府。
记 者：您是怎么从学生转变成教师的？您的科研是如何起步的，特别是流星余迹通信系统的研究？
刘增基：我1955年秋天在张家口入学，1961年留校参加工作，直接就进入了流星余迹通信项目组。流星余迹通信项目组，最开始杨千里是组长，第一个方案是在他的主持下搞出来的，1961年他被调整去搞教学，随后是吴海洋和包洲，我不是该项目的主持，只是进行具体研究工作，可以算得上一名骨干。我主要负责的是流星余迹通信的控制部分，天线部分由荣漳涛老师负责，他设计了双层七元八木天线。后来，大约在1965年的时候，我们发现欧洲的一个流星余迹通信系统也用了类似的技术。可以说，早期我们的流星余迹研究，基本是和国际同步的。丁如琏作为一位管理干部，在这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
流星余迹通信系统，前前后后我们做了5代样机，分别是HX101-A、HX101-B、HX101-C、HX101-D和HX101-E。其中HX是红星的意思，101是我们研究室的代号。A型机是1965年做出来的，主要是电子管；B型机是1973年做出来的，改进为晶体管电路；C型机是对B型机的改进，并小规模试用；D型机是1976年制作出来的，使用的是小规模集成电路，获得过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E型机用微机控制，是80年代的产品，性能比较好。
流星余迹通信系统所有的设备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和实习工厂的师傅一起造出来的，当时的研究条件很艰苦，开展野外实验时，需要在北京和西安之间建站，在北京，开始住的是帐篷，机器也在里面；在西安，我们的工作场地在沙井村。在“文革”期间，研究试验工作断断续续，不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有两套流星余迹通信系统参加了核效应试验，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记 者：上世纪60、7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那样一个艰难的环境里，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您和您的同事从事科学研究的呢？
刘增基：主要有这么一些因素吧。一是作为接受过革命传统教育的人，我们不太计较个人得失，有着强烈的事业心，真的想为国家做点贡献；二是凭借自己的良心，我们总是想，是国家培养了我们，我们应该为祖国为人民服务，虚度年华，总是觉得过意不去！
记者：作为一名长者，您觉得今天的青年学生应该注意些什么？
刘增基：作为一个大学生，不能够光是学习科学技术，还要多学习社会科学的知识，有一定文史哲修养，特别是要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很好地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要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为祖国和社会多做贡献。
◆ 在密码学会的34个理事中，我们占据了12个，毫不夸张地说，西电已成为我国培养密码学和信息安全人才的一个重要基地
特邀嘉宾：王育民教授，密码学家，我校信息论专业的创建者之一
记者：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信息论专业创建之初的情况？
王育民：迁校以后1年，也就是1959年，学校开始筹建信息论专业。学生来源有两个，一是从部队和地方大学生中抽调来的，二是当年正式从高考生中录入的新生。当时，我正好大学毕业，被分到信息论专业工作。
信息论专业的组建，主要负责人是陈太一教授。他是最早向学院和通信兵部领导建议设立这类新专业的学者之一。他虽然没有系主任也没有室主任的头衔。但在整个专业建设中，他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系和室级领导对他的意见都十分尊重。他实际上成了系、室的首席科技顾问。我们都亲切称他为陈主任。
记者：我校的信息论专业是怎么建立并发展壮大起来的呢，陈太一教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王育民：信息论的建立，陈太一教授功不可没。他看到了1948年Shannon信息论出现后在通信和电子领域中所带来的深刻变化。经过十年的发展，信息论已成为一切通信和信息系统设计中具有指导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很快成长出几个重要分支。他把Shannon信息论、随机信号与噪声理论、信号检测与估计、纠错码、调制解调理论作为专业课和信息论组的主要研究方向。这一目标的正确制定，使信息论专业有了明确的方向。这是我校信息论专业成长和发展的基石。
信息论组的教师都刚刚大学毕业不久，对信息论还都很陌生。如何使这些人学好信息论、并迅速开出几门专业课是很关键而紧迫的任务。陈主任想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他请来胡征教授并征得领导的同意，办起了一个持续数年的信息论讨论班。其规模之大，在我校是空前的。它不仅是跨系的，而且是校际的。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西安交大的一些教授有时也来讲课和讨论。经过这样的讨论班，我们不仅学到了专业，而且大大扩大和强化了我们的数学理论基础。
陈主任很注意了解国外的学术情况，一有好的新书就请图书馆订购，这对信息论专业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重要的资料他经常建议翻译出版。此外它和胡征教授还组织讨论班同志分头编写出版教材。在短短几年时间，信息论专业组织编写、翻译了大量有关信息论的书籍和资料。
陈主任从上述几个方面，全面地指导我们把信息论专业迅速地建立起来了，可以说，他才是学校信息论专业的实际创建者。
记者：请您结合历史，给我们总结一下信息论专业创建成功的启示？
王育民：我觉得信息论这个专业之所以能够办成功，主要有以下因素：一是看准了专业方向；二是有强有力的领导支持；三是有一个好的学科带头人；四是有一个好的团队；五是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活跃的学术气氛。
记者：如今，信息论专业已衍生出了许多新的方向和分支，密码学就是其中之一，您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发展情况！
王育民：文革以后，信息论专业的建设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机。当时，面对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在思考和讨论信息论专业应如何恢复和建设。经过讨论，我们认识到，要保持我们在信息论和编码方面的优势，专业面就应当扩大，特别是要迅速加强密码领域的研究。这可能是文革以后我们在专业建设上最重要的决策，三十年来的发展证明，这个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如今，在原来信息论专业的基础上，经过30年的建设，已发展成一个崭新的、在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密码学学科。1988年，我们获准设立密码学硕士点，1993年获准设立密码学博士点，是全国首批两个密码学博士点之一，也是当时唯一的军外博士点，现在还设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岗位，也是国家211重点建设学科。
可以看一看我们的优秀毕业生：来学嘉，国际密码学会委员，IDEA分组密码算法设计者；陈立东，美国标准局研究员；龚光，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终身教授；丁存生，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邢超平，新加坡NTU教授；张焕国，武汉大学教授，中国密码学会常务理事；何大可，西南交通大学教授，中国密码学会副理事长；冯登国，中国科学院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室主任，中国密码学会副理事长，1999年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何良生，总参优秀中青年密码专家；叶季青，全军密钥管理中心主任；魏仕民，2003年获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中国密码学会理事……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密码学会的34个理事中，我们的毕业生就占据了12个，其中两个副理事长都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毫不夸张地说，西电已成为我国培养密码学和信息安全人才的一个重要基地。
记者：展望未来，您对信息安全专业乃至全校的学科建设有什么建议和希望？
王育民：西电长期“吃”电子饭，发展得不错，当然也还可以继续“吃”一段时间。但是长远来看，面对马上跟着来的光子时代、DNA时代，我们的学科建设该怎么办？新的专业该怎么上？可以说这已经是火烧眉毛的事情！回顾信息论专业的创建，我们可以发现，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核心问题，归根结蒂还是人的问题！但由于西电地处西部、待遇又偏低，留不下优秀的人才，我们的年轻人与兄弟高校相比，竞争力还不是很强，这个问题是现实存在的，值得我们深思！在一些学科排名中，虽然别人还承认我们是第一，但实际上我们应该居安思危！
来源：西电科大报2008年11月5日总第38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