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秦 明
“沧桑岁月”访谈系列之科研工作篇
在今天这个宁静而美丽的校园里，曾经诞生了我国第一部气象雷达、第一代流星余迹通信系统、第一台毫米波通信机等一流成果，是这里开辟了新中国电子信息科研的先河。沧桑岁月，漫道雄关。遥想上个世纪50年代末大搞科研时期神秘的“五楼会战”，和改革开放之后学校教学与科研并重的蓬勃景象，以及今天经费高达数亿的科研实力，科研一直是学校的核心工作之一。可以这样说，是科研奠定了学校在高手林立的全国重点大学中的地位和声誉。
特邀嘉宾 陈怀琛教授1934年生于上海，1953年毕业于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后留校任教。1984年至1994年任学校副校长，分管科研和研究生教育。
特邀嘉宾 曹天顺教授1947年生，1975年毕业于我校电子对抗专业，同年留校任教，1986年至1996年任我校科研处副处长、处长，1996年任副校长。
特邀嘉宾 郝跃教授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我校半导体微电子学专业，现为我校副校长，主管科研工作等。
我们三个人不敢吃午饭，在教育部大院的马路上饿着肚皮等候下午上班能面见领导，显得有些狼狈。那时曾自我解嘲地说：“后人不会想到重点实验室的争取竟然是这样启动的！”
记 者：您50年代初就来到了学校，学校的科研是如何起步的？
陈怀琛：1951年1月，我在抗美援朝中参军，从上海直接来到张家口。经过5个月政治学习后，被编到校工厂实习班电信机械班进行业务学习，于1953年毕业，留校做教师，一直到现在。期间先后在机工教授会、自动控制系、电子工程系教过书，担任过研究生部主任和副校长。1980年起，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了两年访问学者。
西电真正开始有科研是在1958年，开始时靠教师响应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和“大跃进”的号召，群策群力自己想课题。我记得机工教授会搞了一个小型风力发电机，其中较大的项目就由学校组织力量支持，比如“气象雷达”就是由雷达教授会茅于宽等提出，由学校立项的，那时受技术水平的限制，雷达的主要电子设备是从美国飞机上拆下来的，加以修改和调整，再配上自行设计制造的天线等机械部分，比较快速地研制成了我国第一台气象雷达，虽然粗糙一些，但打破了科研的神秘性，以后还交给电子部的工厂接产。那时比较出名的成果还有提炼半导体材料锗的工作等。可以说，西电的科研就是这样起步的。
记 者：大跃进时期的“五楼会战”具体是怎么回事情？此后学校的科研情况是怎样的？
陈怀琛：1959年起，就开始有上级布置下来的项目，学校在教学大楼五楼成立了专门的科研组织。我记得分6个组，参加的老师和高年级学生以及协作单位科技人员约百余人，承担这些纵向下达的课题，主要是国防科技项目。我那时在五楼1组，主要从事天线和微波结构设计。当时正值大跃进时代，大家的热情是非常高的，几乎天天加班到半夜，机械加工的进度也非常及时。这种形式虽然发挥了学校中高水平师资的领头作用，但不利于与教学的结合，随着教学任务的加重，许多骨干都要去上课，五楼科研组撤销了，这些课题以后主要在那些协作单位坚持搞下去并开花结果。
科研工作又一次较大的发展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因为学校里的学生已经没有或很少了，能够集中较多的教师投入校内的科研项目，学校也有了比较稳定而逐渐增长的科研经费。还有不少教师走出校园，开门办学，参加研究所或工厂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个时期参加或完成了一些重要的项目，如流星余迹通信、381雷达、441B计算机、大幅面绘图机等，有的项目得到了全国或全省科学大会的奖励。随着学校恢复招生，科研又逐渐恢复到与教学结合的状态。比过去有很大进步的是学校开展了研究生招生、培养工作，这不仅提高了教学工作的层次，也给科研工作提供了稳定的人力资源。因此博士、硕士学科点的建立和扩大，是支持学校科研经费增长的很重要的条件。
记 者：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您主管科研工作期间，学校的科研工作都有哪些变化，有过哪些经验和教训？
陈怀琛：1984年，保铮同志被任命为院长，我同时被任命为副院长，主管科研和研究生工作。在这个位置上我工作了10年，参与并见证了学校的发展，特别是科研工作的进步。这些发展，主要当然得益于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形势。我们只是适应这种形势，调整内部的政策和管理方法，使得学校能赶上全国的步伐，下面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第一，确定科研任务的模式，从计划分配到竞争项目的转变。我上任不久，就到成都去开了一个1985年科研任务协调会议。当时的机制是计划式的，上面给电子部多少科研经费，电子部的几个学校就在这个会上来瓜分，当然各校要把自己的项目清单带来，想多分一点钱。但总数摆在那里，你多了别人就少了，谁也不会让步，所以实际上大体就是根据历年的情况，西电就拿一个固定的百分比，在电子部院校中，这部分纵向经费，永远是老二。西电有部队传统，凡事听领导的安排，缺乏横向活动的习惯，与工业部门联系不多，所以横向经费也比较少。所以我们认识到，必须改变这种单线纵向联系的方式，也就是要改革、要开放，才能改变局面。
当时新任命的科研处长是强伯涵，他提出了调整分配政策，鼓励教师积极争取科研项目的建议，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虽然有了积极性，老师们对外联系的信息通道仍然不畅。以电话为例，过去装电话全部由学校出钱，学校无钱，就扩不了容，分机就很少，只能按级别排队。一般教师家中根本不可能安装电话，无法满足需要。所以我们规定了可以用科研经费安装电话，按市场规则办事，电话站就有钱扩充了，同时大大扩大了教师直接对外联系项目的信息通道，这在西安的大学中还是第一家。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教师们充分利用自己的业务关系，争取科研项目。学校也就提高了竞争力，科研经费10年间增长了10倍，从1985年不足400万发展到1994年的4000万。
第二，过去学校是部队作风，好处是听话，不“乱打听”，不争不闹；缺点是比较闭塞，缺乏竞争的气势。比如在80年代初期，许多大学拿到了世界银行贷款，同属电子部的另一所重点大学拿到了500万美金，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到86年左右，又出现了这种情况，教育部和经委要资助重点大学建立一批重点实验室，又没有告诉我们，很快就要定案了。当时研究生部的石宝魁在北京，知道情况后，马上打电话回来，我和通信学院的陆心茹主任连夜赶往北京，向教育部说明我们在通信方面的实力，一直到教育部承诺“将根据电子部上报名单来定”，电子部又承诺“按各校上报材料评审确定”，才放心回来。这一次，我校建立了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综合业务网重点实验室，成为科研和培养通信人才的重要基地。
当天我们三个人不敢吃午饭，在教育部大院的马路上饿着肚皮等候下午上班能面见领导，显得有些狼狈。那时曾自我解嘲地说：“后人不会想到重点实验室的争取竟然是这样启动的！”事实教训了我们。过去我们对北京各部委的许多重要动态不了解，失去了许多机会；此后学校建立了驻京联络站，信息就及时得多了；而且认识到该争的必须当仁不让，在争取雷达和微波两个国防重点实验室过程中，我校就处在了比较主动的地位。
第三，我校的专业方向太窄。从通信、雷达起家，后来加了计算机、电子机械、技术物理等，但发展和扩展仍嫌慢，不利于发挥各个不同专业广大教师的科研积极性。此外，国家的新投资往往投向新的科技 生 长点，这些生长点一般都是在学科交叉的部位。对于有条件的新方向，除了鼓励教师个人争取外，学校要给予支持。比如，我校的信息论专业的建立就是通信和数学学科交叉的一个很好典范，其中陈太一教授的远见卓识功不可没。学校开始筹建信息论专业是在信息论出现了10年后的1959年，由于信息论的基础理论地位和我们采取的与应用密切结合的正确研究方向，经过近50年的建设，现在已发展成一个崭新的、在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密码学学科。又比如专用集成电路(ASIC)设计是在集成电路工艺和电子系统设计交叉产生的新学科，学校支持建立了电子电路CAD实验室，推动两者的结合。现在已经有几个学院有了专用集成电路的设计基地，学校也成为培养集成电路设计人才的基地。
1989年学校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获奖数，在量上仅次于清华大学。那时候的人均科研经费，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
记 者：在您到科研处工作时，学校科研的整体情况如何？
曹天顺：1983年，我从美国纽约理工学院做完访问学者回来后不久，就到了科研处任副处长，主管学校纵向科研项目的管理工作。当时学校的科研规模不是很大，记得大约是在1986年的时候，全校的科研经费实际到款数还不足100万。这是由特殊的原因造成的，学校之前长期隶属于部队系统，一直以教学为主，科研工作基本是上级下达什么任务，就完成什么任务，没有任务大家就不干，严重缺乏主动性，科研氛围不是很浓郁。
直到1984年保铮院士担任校长期间，提出科研应该与教学并重，且大力鼓励、倡导教师开展科学研究，这一状况才有所变化。到1988年左右，学校的科研经费大约上升到了几百万。1989年时科研工作更是实现了一个小的突破，学校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获奖数，在量上仅次于清华大学，在全国排名第二。当我离开科研处的时候，学校科研经费早就已经超过1000万了。可以这样说，我在科研处的10年，有幸见证了学校科研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记 者：您认为当时学校科研得以大发展的原因在哪里？抓科研给学校带来了哪些变化？
曹天顺：记得当时我刚到科研处后，就开始到电子工业部各司局争取科研项目，后来一些老师也跟着去北京，到处去拉项目、争取科研经费，大家从事科研的积极性很高，学校科研氛围十分浓厚，科研经费也开始逐年提高。这些情况，其实都得益于当年学校在科研上采取的一系列特殊政策。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在科研上采取的很多特殊政策，其宽松程度在全国是比较靠前的。
那年头，刚刚改革开放，科研经费专款专用，一分都不敢用在别的方面。不过，学校为了鼓励教师从事科研，制订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例如可以用科研经费安装电话，以便对外的沟通、交流，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在那个时代，电话还是地位和特权的象征，只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够安装电话。另外，在科研经费用于招待方面，我们也放得比较松。还有，当时规定科研经费的提成大约在3-5%，光是这个政策，好多教师年底都能够拿到数百块钱的提成，这对于当时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的年轻教师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充足的科研经费，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也给学校积淀下来了一大批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
这样一来，教师从事科研工作的积极性被大大地激发，从事科研的劲头也越来越足，大家都铆足了劲头大干科研。一批头脑聪明、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逐渐显露出来，在国内渐渐打出了名气，成为学校科研的生力军，是他们支撑起了学校的科研大厦。同时，科研水平的提高，也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地位。可以这样说，一个学校如果没有科研，就没有名气；光凭教学，人家也不会认可你。因此，没有科研，一切都是空的，是纸上谈兵。
当然，科研上实施的一系列特殊政策，刚开始也受到了校内一些同志的批评，不过到了后期，虽然也还有人持不同看法，但是已经不是主流了，校内的主流舆论，已经开始普遍觉得科研必须搞，而且必须下大力气搞了。
记 者：您在科研处工作期间，学校科研的最大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哪些方面有待改进和提高？
曹天顺：科研经费总量上，我们在全国并不高，甚至还比不上同城的西工大和交大。不过，我们的人均科研经费在全国却是数一数二的，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数据。在科研水平上，从我管理的纵向项目来看，我们在全国虽然不是很拔尖，但还是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雷达理论、流星余迹通信系统等领域还是数一数二的，连日本人都来学校索取过我们的资料。总之，当年学校科研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军事口，特别是纵向项目上。
说到科研工作的改进之处，不得不提一下当年实行的课题组长承包制。这一制度在早期，确实起到了激励科研的作用，在扩大科研规模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但到了后期，由于利益分配的问题，却逐渐开始起反作用，致使研究实体和队伍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夫妻开店”搞科研的现象，较难适应承担国家大的项目。这一问题直到今天都没有很好解决，当然，这也是国内高校的一个通病。毕竟高校不是研究所，除了科研外，我们还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不过，从长远来看，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个大学，只要领头的班子看准了学科的发展方向、找好了学科的带头人、解决了学科发展的经费问题，科研的发展就不是太难。
记 者：在高等学校的三大职能中，您理解的科研工作地位如何？
郝 跃：科学研究作为高等学校的三大职能之一，和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于一所研究性大学来说，科学研究的地位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一个学校科研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他的综合实力，关系到他内在的创新能力，更关系到这个学校能否对社会和世界做出贡献。高水平的科研，是一个大学成其为知名大学的必要条件之一；也只有拥有了高水平的科研，才能够培养出高层次的人才。我们很难去想象，一个学校没有高水平的科研，却培养出了高质量的学生。
记 者：面向新的历史时期，西电要进一步做大做强科研工作，面临的形势怎样？都有哪些发展机遇呢？
郝 跃：历史上，西电曾经是一个以教学为主的大学，科学研究比较少。但是，随着综合竞争的加剧，如果再坚守这样的格局，绝对不行，必须实现战略上的转变，走科研与教学并重的路子。从西电当前的实际情况来说，把科研和高水平的人才培养结合在一起，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和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大学甚至和国内一流的大学相比，我们都有很大的差距。当前，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我们处在一个良好的历史发展时期，科研工作面临的机遇和形势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国民经济信息化带来的历史机遇。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得益于以信息化、网络化为中心的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大发展，以及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国民经济信息化的科技浪潮，我们的科研领域大大被拓宽了，突破了原来单纯的通信领域，进入了更加精彩的发展空间，有力地推动了学校的科研工作。同时，伴随着国防现代化的发展，我们把握住了国防信息化建设的脉搏，武器系统信息化、信息系统武器化、基础产品系统化，国家的一系列举措使得我们这样一所以信息、电子为主的大学，有了很多的发展机会。还有，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市场上需要大量的信息化产品，使得学校的科研有了新的突破点。总之，由于国家整体的发展，学校发展进入了很好的历史时期，科研经费每年都以30%的速度向前递增，2007年达到创纪录的4.3亿。
其次是国家从2000年以后提出的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历史机遇。建设创新型国家，高校科技创新是主体，对此现在已经形成了共识。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的一系列重大专项，也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例如当前国家重点投入2000亿要完成的16个重大专题项目，和我们学校的研究领域直接相关的就有5-6个，这对于我们做好学校的科研工作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最后一个机遇是国家非常强调和重视基础研究，尤其把基础研究的成败作为是否有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在基础研究中，包括973项目、86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等等，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在973项目中，我们以首席科学家承担的就有两项，作为参与单位的则更多。863计划方面，在信息领域、新材料领域，甚至生物领域，学校都有长足的进展。在信息领域的科研经费接近1000万，2007年自然科学基金增长到了1500多万，2008年，我们申请到的自然科学基金就多达2200万！
记 者：今后一段时间，学校科研的主要指导思想是什么？面临的挑战和竞争都有哪些？
郝 跃：学校的科研指导思想，在今后和未来一段时期，主要是12个字：大项目、大成果、高指标、多专利。实施大项目、产生大成果，调动全校力量，做好科研大团队的建设与发展，全面提升学校的科研水平。
面对未来，学校科研工作面临的挑战和竞争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杰出人才的竞争。科研的竞争说到底就是杰出人才的竞争，相互比的是你有多少领军人物、多少帅才，多少走在世界舞台前列的人。第二方面，创新思维和创新理念的竞争。国家需要我们更多地提出面向需求的新概念。我们能不能及时提出来，适应大的形势，这很关键。如果老是别人提出来后，我们跟进，那就很被动。第三方面，当然是科研实力的竞争。科研最终是做出来的，不是讲出来、吹出来的，能不能脚踏实地做出来最关键。我们一定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有耐得住寂寞的精神，有坐得住冷板凳的精神，这对我们以年轻教师为主的科研群体是一个挑战。
记 者：您认为学校科研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郝 跃：第一，学科太单一。实际上，我们还是单科性的学校，仅仅在信息领域有一定的优势。不像很多其他学校，由于学科多，经常东方不亮西方亮。而我们，如果在信息领域受到挫折，整个就会不行。第二，地处西部。处在西部，人才竞争的优势和东部相比，就显得比较薄弱。这就造成了我们的很多指标上不去，比如说，我们拥有国外博士学位的教师就不是很多，而这在很多有名的大学是早就已经跨越的问题。第三，办学面向工科。尤其是我们的工科基础还比较薄弱。第四，校内学科圈分得太细，相互间凝聚在一起很难，造成强优势的大团队很难形成。第五，总体思想还比较保守，开放的意识不太够。因此，对我们来讲，要把科研做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记 者：要进一步做好学校的科研工作，该从哪些方面加强和着力？
郝 跃：第一，科研必须面向主战场。要使每个老师、每个研究生都树立科研主要是要解决国家急需、国防急需、科学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理念。只有了解了我们必须面向主战场，我们才会有大的发展和突破。有些老师做科研，看看别人怎么做，再看看自己的兴趣，就确立自己的方向，与国家、国防需要差距很远，致使科研领域越来越小，这样不行。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科研经费只会支持你去实现国家既定的战略目标，国家的需要就是主战场，它就像是一条大船，如果我们不在这条船上，何谈迎风破浪、抵达彼岸？第二，紧紧把握住国防。国防研究是西电科研的生命线，绝对不能够忽视。第三，要花大力气建好基地。基地是我们发展的根基。第四，树立大团队作战的思想，整个调整我们的力量。大团队精神和格局如果长期难以突破，对学校的发展将会非常不利。第五，通过大项目引导出大成果，产生直接对国民经济和国防现代化，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有作用的成果。第六，培养苗子。要把我们看好的苗子，及时推到科研第一线去，推到国家、国际的层面，实现科研的国际化。最后，要加强服务。尤其是科研处，还要努力为科学研究、学科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只有大家都重视科研了，科研才能够取得发展。
总的来说，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和机遇都很好，但是挑战和问题也很严峻。一个大学，只要领头的班子看准了学科的发展方向、找好了学科的带头人、解决了学科发展的经费问题，科研的发展就不是太难。
来源：西电科大报2008年12月5日 总第38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