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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校史上永远的丰碑
2015-05-05 10:00

■曲克泮--牛延祉--刘开国

迁校问题早在一九五二年学校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成立时,就已经开始酝酿,并很快取得了共识。因为张家口地区偏僻,确实不利于学院的发展,当时的主管单位通信部也是极力支持。记得一九五三年春,周维同志来院任院长兼政委时,感到校容不太好,决定停课三天打扫卫生,清除一些断垣残壁,并责成管理科进行全院绿化。校内所有道路两旁都要种上树,并有专人管理,保证成活。有人说:学院已经准备搬走,何必还要这样大动干戈!周维院长听后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搬走了,还会有兄弟部队前来接管,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从这一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迁院问题已成定局。

最初是想向北京靠拢,在北京郊区沙河一带选择校址。后来听说北京农业大学要迁出北京,农大离通信部很近,又有现成数万平方米的校舍,是我们理想的新校址。这一方案于一九五三年底经通信部上报军委批准。但是,中央、国务院从全国战略高度考虑,决定把一些高等院校向大后方内迁,学院最终迁往西安。

大方向确定后,一九五五年秋,副院长黎东汉同志、训练部副部长崔仲民同志、物资保证部部长韩济同志,还有一名苏联专家,一起到西安选择校址。根据西安市的总体规划,南郊是文化区,高等院校大多集中在南郊,因此选择了现在的校址。当时这里是一片农田,附近没有建筑物,紧靠西万公路,交通比较方便,又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是一个比较好的地点。

冬去春来,一九五六年的早春三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西安办事处经总参批准成立,以韩济同志为主任。从此大兴土木,开始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努力,一九五八年春,新校舍初具规模,教学大楼主楼、学生宿舍、教职工宿舍相继建成,基本上可以保证当时教学需要,于是决定趁暑假期间实施搬迁,以便九月份在新校址开课,做到教学、搬迁两不误。

一九五八年三月成立“迁院办公室”,以物资保证部副部长赵怀琴同志为主任,军务处处长曲克泮同志、营房科科长梁克昌同志、教材教具科科长史化雨同志为副主任。曲克泮同志分工负责人员搬迁的组织实施工作,梁克昌同志负责营房、营具的统计、造册、移交工作,史化雨同志负责教材、图书、实施仪器、设备等物资的搬运工作。迁院办公室内只有少数专职人员,负责拟定、执行迁院计划,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各个副主任仍在自己的部门办公,一方面主持日常工作,一方面调动本部门人员完成分工负责的迁院工作。

迁院办公室成立后,首先抓物资搬运工作。根据上级规定,全院的营具桌、椅、床、柜,室内外的照明设备、电话等都要保持完好,不准搬动,一律移交给接收单位。需要搬迁的物资主要是教学仪器、器材、设备、枪支弹药、交通工具、图书资料、文书档案以及私人物品等。四月下旬开始物资运输,至七月底,上千吨的物资安全无损地分批运抵西安。

人员搬迁有三种方式:学员和大部分教职工乘军运专列和混合列车分三批到达西安,沿途由军运站负责供给饮食;一部分教职工包车厢随各运列车到达西安;少数年纪较大的教授和因公不能随大队行动的人员购买车票到达西安。

第一批是实习工厂的同志,于六月底到达西安,以后根据工作情况,分批行动,最后是学员专列,于八月十三日安全抵达目的地,从而完成了全部搬迁任务。

在人员行动之前,政治部召开了班主任以上干部大会,进行了动员,提出了需要遵守的纪律和注意事项。行军中,各次列车都成立了列车指挥部负责与车站、军运站的联系,负责人员的管理和安全工作。学员专列和混合列车都自己架设了有线广播,开展了读报、唱歌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虽然火车运行了三天,第三趟混合列车甚至因暴雨冲断桥梁,在洛阳停留三天,第六天才到达西安,但大家的心情却十分愉快。

全部搬迁工作完成后,迁院办公室转为留守处,主要任务是营房、营具的交接工作和处理一些遗留问题。九月中旬,接收单位的人员到达张家口,因为准备充分,移交文书准备细致,十分顺利地完成了交接任务。

遗留问题主要是人员安置。在迁院过程中,影响比较大的是无军籍的教职工。这部分人员占全院工作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大多数是解放初期从北京、张家口地区招聘到学校来的,其中后勤保障人员居多数。他们多年来为学校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为家在北京,一部分人不顾意远离家乡,南下西安。虽然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多数人打消了顾虑,愿意随校搬迁,还有一部分人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对于自愿回家自谋职业的,我们予以遣返。要求安排工作的,一部分调整到了其他军事院校,一部分与地方政府联系,安排到了企事业单位。还有少数年老多病,确实无法继续工作的,按照国务院关于事业单位职工退休退职的规定,分别送回原籍安置。这一工作从迁院开始就积极进行,在全部人员迁走后,留守处继续处理此类工作。这是一项比较复杂、艰苦细致的任务,经过多方联系,尽心竭力,大多数人员得到妥善安置,大家普遍比较满意,有的同志事后还来信表示感谢。

人员安置工作的另一个问题是少数教职工的家属在张家口地方工作,一时不能随校南迁,他们的住房又要移交给接收单位,需要为他们安排住房。还有个别因病住院的同志,要作好思想工作,解决好他们经济上、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使他们能安心养病。留守处在完成安置工作后,于十月初撤销建制,回到西安。迁院工作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这次迁院过程中,有两部分人最辛苦。一部分是西安办事处的同志们。他们人员少、任务重。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夏天顶着烈日,冬天迎着寒风,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远离亲人,与建筑工人一起战斗在工地上,完成了十几万平方米的校舍建筑任务,保证了学院按时搬迁,保证了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另一部分是各个实验室的实验员同志。实验仪器、设备是这次搬迁的主要物资,数量大,包装复杂、困难。从计算包装用品的规格、数量,一件件地装箱,填写装箱单到搬运至火车站,会同迁院办公室的同志指挥装车,他们是全过程的负责人又是劳动者。在装车时,为了保证安全,他们跑上跑下,高声要求装卸工稳拿轻放,甚至帮助装卸工调整装箱位置,以求装稳、装实、装满,确保安全、节约车皮。

车皮装好后,装卸工走了,迁院办公室的同志走了,他们却不能走。从这一刻起,他们的职务转变为押运员,要和这些仪器、设备同呼吸,共命运直到目的地。

押运员的工作也十分艰苦。当时正值炎夏,烈日当空,晒得车皮发烫,车内像蒸笼一样,而他们只能在木箱留出的狭小空间内活动,忍受着热浪的烘烤。货车又不同于客车,沿途要多次重新编组,常常把他们押运的车皮甩在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支线上,一放就是半天、一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买不到吃的喝的,只能忍饥挨饿,无可奈何地苦苦等待着。那时没有手机,无法了解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启动,也无法与同志们联系、诉说,因此,不但身体上遭受着痛苦,精神上也遭受着孤独、寂寞、焦急的煎熬。只有看到了西安车站,他们才会如释重负地感到高兴、轻松。但是,他们工作并没有结束,还要会同西安办事处的同志,把器材运回学校,开箱检查,布置好新实验室,迎接新学期的教学任务。是他们用汗水,保证了这些仪器、设备的完好,保证了教学任务的顺利进行。

当年迁院办公室的同志们、西安办事处的同志们、实验员同志们,有些已经离开了人世,健在的也已是年逾古稀,但是学校不会忘记他们,他们的功绩将永远铭刻在西电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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