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建设大学文化、创建和谐校园”是学校年度工作重点之一。学校在2009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提升大学理念、深化大学内涵、凝练大学精神，扎实推进富有西电传统与特色的大学文化建设。上半年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如何强化办学特色、建设大学文化是广大师生关注度很高的一个问题，制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0-2015年大学文化建设规划》也被列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整改落实方案》之中。
鉴于此，为了开阔视野、集思广益，激发师生对大学文化建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进一步推动工作，《西电科大报》从本期开始，开设“专家教授论坛”，邀请本校各个领域的专家教授畅谈对大学文化建设的认识与思考。欢迎广大师生参与进来，开动脑筋，为学校文化建设建言献策。
保铮：“以人为本”在高校关键是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
■采访/撰稿 强建周 秦明吴秀霞
他有传奇的人生经历，青年时代跟随毕德显院士从大连来到学校；“文革”结束之后，在封闭风气仍很浓厚的西电，他是学校第一个担任系主任的知识分子；知天命之年，他曾主动从副校长岗位退下来，潜心学术；两年之后，他复出担任校长，通过拓宽学科面，倡导教学与科研并重，把学校带入快速发展之路——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保铮教授。
从1984年到1992年的八年间，保铮教授担任西北电讯工程学院院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这一阶段，正值中国高等教育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步入快速提升和发展之路的黄金时期。2009年5月22日，在新科技楼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年过八旬的保铮院士，接受了《西电科大报》的专题采访，深情向我们回顾了他在担任校长期间学校发展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朱仕朴说不对，他说不是让我去当系副主任，是叫我去当系主任。我说主任不是人家邓超吗？他说，我们决定邓超当副主任，你去当主任！就这样，我从教研室副主任变成了系主任。”
西电科大报：从1984年到1992年，您出任学校院长、校长（1988年学校由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改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请给我们讲讲您的这段人生经历。
保铮：关于这个话题，我想讲的稍微更早一点。我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的行政职务是教研室副主任；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改革开放之后，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我还是当教研室的副主任。
西电原来是一所部队院校，那时知识分子能够当得最大的“官”，就是教研室副主任了，院、系一级的领导，都是老干部，文革之前都是这样。到了文革以后，改革开放，学校也已从部队转到地方上，情况开始有所改变。
1979年秋，我当时还是教研室的副主任，时任学院党委书记的朱仕朴同志找我谈话，叫我到系里去工作。我说自己没经验，一直推辞不去。后来他说，党委都研究过了，你还是要去。我这个人，组织的决定还是服从的，后来也就同意了，打算去协助系主任邓超同志的工作。
朱书记说不对，他说不是让我去当系里的副主任，是叫我去当系主任。我说主任不是人家邓超同志吗？他说，我们决定邓超当副主任，你去当主任！就这样，我从教研室副主任变成了系主任，邓超同志则由系主任变成副主任。系领导还有党总支书记蒋炳煌同志，我主要抓教学和科研，其它工作都是他们两位承担。我没有经验，但我们配合得很好。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当时学校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还是很认真的。那个时候，在西电知识分子当系主任的，我算是第一个，后来又陆续增加了一些。
西电科大报：听说您在后来正式出任院长之前，还当过两年的副院长，中间又退了下来，有这回事情吗？
保铮：有的。1980年10月，我在外地开了几个会后，来到南京14所参加一个关于远望号雷达的鉴定会，去了以后，人家把我的职务填成了副院长。我说我不是副院长，我是系主任呀。实际上，电子部当时已经对外公开了这个任命，可我还不知道。
这一年秋，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学校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共有三位知识分子走上了副院长岗位，胡征、王一平还有我。让我当副院长，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就这样宣布了，我也就服从组织决定当上了副院长。
到1982年，当时强调领导班子“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学校的领导班子又作了调整，一批老干部从校领导岗位退了下来。那时候我也提出来不再当学校领导。当然，我不是因为年龄原因，我才五十多一点。那时我想，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太多时间，学术上已经落后太远，所以我想集中时间在业务上补补课，今后能真正做点工作。我的老师毕德显支持我的这一想法。后来孙俊人老师也同意了，他当时是电子部的副部长，分管教育。
当年，上级领导来宣布新的领导班子的时候，同意了我的请求，同时说要在大会上讲一讲这个情况。因为好像一个年轻领导干部应该是犯错误了才下来。我说最好不讲，不过上级领导在大会上还是讲了。
我退下来，部里领导还是支持我的。其实那个时侯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报纸上整天都在宣传干部要能上能下。
西电科大报：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一心致力于学术，那您又是怎么重新当上了院长？有什么样的时代大背景？
保铮：实际上，1982年我从副院长岗位退下来的时候，组织上曾经和我讲过这个话，你现在要下来可以，估计以后还可能让你上去。我说以后的话以后再说。
1984年，部里要在校内挑选一个院长，传说的条件是：最好五十多岁，还要是博士生导师。这不就是说我么？学校当时就两个博士生导师，胡征教授和我，胡征教授年龄超了。组织上要我当院长的时候，一开始我是不敢承担的。我当时想，西军电这个学校，过去有光荣传统，影响也很大，按照我的能力来当院长，有点不太适合。后来，欧阳文副部长找我谈话，说这是组织经过认真讨论决定的，鼓励我要勇于承担。既然领导这么决定了，那我也只好服从。
那时候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前院长杜义龙同志一再提出来不当院长，在我面前就说过好几次。他总觉得别的学校的领导都是知识分子，自己是老干部，虽是高工班毕业的，总觉得自己和当时社会的大环境不适应。
前面提到了，这个时期中央对干部提出了“三化”，除了革命化，就是年轻化、专业化，提的比较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就勉为其难，来当这个院长。不过我知道自己的缺陷，我这个人比较主观，性子也急；不过呢，我也比较敢干。你要叫我干，除非我不干，否则我还是敢干的。
西电科大报：上任之初，摆在您面前的困难是什么？
保铮：上任后我也意识到了，像我这种情况，干起来也确实有一定的难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中央决定的。但要在具体单位贯彻执行还有不少问题，首先要统一各级领导的认识。那时候处长、系主任基本上还是老干部，不像现在，都专业化了。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老干部不好，他们都是很不错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更习惯部队的管理方式，对开放型的办学不习惯。这些老干部，在过去都是我的老上级。我在部队是大尉、副营级，他们都是校官，级别都比我高。面对老上级，开展工作有难处。
另外，我们学校的传统是知识分子不当官，现在叫我到领导岗位上去，确实我有难处。
西电科大报：学校当时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保铮：西军电确实还是有点名气的，作为一所部队院校，它有优点也有缺点。
优点是，学校是在部队里、在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虽然转业有几年了，但那些革命的优良传统还在。比如说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较强的纪律性和艰苦朴素精神等等。这些传统，现在在我们西电还起作用。
同时，部队院校也有明显的缺点，那就是封闭。那个时代，我们国家一直是封闭的。国家封闭，高等院校也封闭，部队的院校就更封闭。这种封闭表现在：部队强调垂直领导，学校跟外界很少联系，和地方几乎是隔绝的，即便跟电子部和同在西安市的高校也是没有来往，只接受通信兵部领导。由于业务需要，与有关部队和国防电子厂、所有些来往。
西电科大报：您刚才提到西军电还是有点名气的，这个名气来自哪里？
保铮：西军电的名气，在文革前主要是在部队系统，西军电长期以来为部队培养了大量干部。另外和一些国防电子厂、所也有一些联系。我们学校搞通信、雷达在全国是最早的。作为我们党亲手缔造的第一所工程技术学校，国家对学校是很重视的。早在张家口的时候，毛主席、朱总司令就亲自为学校题过词，多位元帅都曾亲临学校视察和指导工作。1960年，学校被定为全国20所重点大学之一。
校领导班子里的老干部都很好，他们拥护改革开放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勤于工作，勇于负责，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工作上的不足。我们就是这样，团结一致，一点一点地打开了局面，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按照教育规律办学的理念，逐渐在学校树立起来了。
西电科大报：我们知道，您和您的老师毕德显都是从大连工学院（现为大连理工大学）调过来的，请给我们回忆一下这段历史。
保铮：这件事大约是1951年决定，1952年初正式调过来的。当时我还是学生，具体情况也是听来的，可能不完全准确。
当时是抗美援朝时期，现代化战争需要雷达，部队要培养雷达方面的技术人才，急需开办雷达专业。当时部队里没有合适的人选，不知怎么就提到了毕德显。说毕德显在美国八年并在RCA无线电公司工作过，搞过微波，懂雷达。
部队当然不能直接去找毕德显。他们就给周总理汇报，说部队里需要懂雷达的人。周总理就问，在我们国家哪里有这样的人？他们就提到了毕德显。周总理问了问毕德显的情况，说那好，就把毕德显调到部队里来。周总理又补充说，光调毕德显一个人还不能起作用吧？是不是把他这个单位整个调过来？就这样，就把大连大学工学院的电讯系，连教师、学生和仪器设备，都搬到了张家口军委工校（我校前身）。
西电科大报：毕德显的加入，对当时的学校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保铮：大连工学院电讯系的整体并入，对于原军委工校产生的变化很大。
因为军委工校建立之初，虽然从全国搜罗了一批专业人才，但专业人才还是比较少，因为那时许多知识分子对共产党还缺乏认识。这些人中，有一批1949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比如像蔡希尧同志等；另外，也请了一批老的教师，比如像金有巽教授等。他们中的很多人水平不错，但多数人毕竟是刚毕业，或刚参加工作不久，也没有形成团队。
毕德显从大连带过来的就不一样了，是一个比较完整且水平较高的教学班子。在这批教师中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就有4位，毕德显、吴鸿适、胡征和周光耀，其他还有相当多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这些人到了张家口以后，学校教师队伍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专业人才得到充实。
西电科大报：除了毕德显率师生加盟外，当时还有其他的力量补充到学校来么？
保铮：这个时期，也就是1951、1952年的时候，学校不断从外面吸收了很多人。比如像吴万春、樊昌信同志等，就是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叶尚辉、谢希仁、汪茂光同志等，是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来的，他们都是高材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学校已经搬到了西安，发展得也很不错。不过和陈赓大将抓的哈军工相比，实力明显较弱。这时候，中央组织部认为还是应该加强西军电教师队伍，就从地方院校调了一批讲师以上、业务能力比较强的人，充实到学校的教师队伍中，大约有60多位。如像肖国镇、陈开周同志等，就是这样的情况。
可见，党和国家对我们学校的发展还是很重视的。所以在文革之前，由于中央重视，学校还是有比较好的基础。
西电科大报：当时全国有20所重点院校，其中就有西军电，您如何看待？
保铮：确实是这样。前面已提到，在1960年全国20所重点高校中，部队院校有3所，西军电就是其中之一。现在我们经常说这个事情，其实这并不代表当时学校的水平。计划经济时代嘛，这个称号是由上面指定的，主要是看单位对国家的重要性，不是靠学校的水平。
当然，学校也是有一定实力的。一方面中央领导比较重视学校，不断通过行政指令调人，学校的师资队伍还是不错的；另一方面，上级拨款也很多，经费比较充足。
西电科大报：在计划经济时代办学，部队院校在调人这些事情上很方便，在教育教学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之处？
保铮：当时基本是按照管理部队方式来管理学校。校领导级别很高，都是少将、中将，带兵打仗肯定在行，不过在高等教育方面确实不是很内行。怎么按照教育规律办事，还比较欠缺，所以也做了不少蠢事。比如1958年的教学改革，就批判过牛顿、麦克斯威尔，搞得很乱。当时还提出“拔白旗”，毕德显、蔡希尧同志等一批教学上起骨干作用的专家都靠边站了。
那个时侯提的口号，现在就很难想象。比如当时提出来，如“满堂红”，要求全班学生都得五分（当时实行的是五分制）。又如要求哪里有学生哪里就必须有教员，教员要围绕学生转，不叫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管理上也是很死的，教研室主任每天晚上都要去办公室，检查教师是否在备课，连到图书馆都要去请假。
部队的纪律性强是好事，不过用它来管理教学是不行的。学术要求自由，因人而异，不能够被统得那么死。后来，我当上院长后就提出：管理上要从严，但教学上要搞活。因此，那些诸如晚上必须去办公室、晚上必须按时熄灯的政策，我都把它废掉了。
西电科大报：您是怎样一步步改变上面提到的情况呢？
保铮：上面已经提到，学校当时的管理很死、很封闭。那怎么改变这个状况，同时又保持优良的传统呢？那时候学校党委书记是丁开政同志，副书记是井连庚同志，还有副院长蒋炳煌同志，他们三位都是老干部，我依靠他们比较多，他们对我的支持也很大，鼓励我放手工作。当时我们认为学校既然“下海”了（指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就要学会在海里游泳，要按地方大学的方式来做。把管理过死的做法都废除，提出“管理从严，教学搞活”。当时虽然将不少知识分子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但老干部还是主要的，如何处理好其间的关系是很关键的。举几件小事说说。
一是工资。以前学校一律按照行政级别拿工资的时候，我没有老干部拿得多，更没有院领导拿得多。改革开放后，教师按高教级别，我的工资排到好多老干部前面去了，一下子工资比他们高了好几级。不过他们都非常通情达理，不计较。
二是住房。那时候学校开始盖新宿舍。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分新房子的时候，我提出先给教授分，老干部稍微晚一点。这个政策蒋炳煌给系、处领导讲的时候，下面拍案而起的都有，说你们要不要老干部？蒋炳煌也厉害，你拍桌子，他也拍桌子，还质问对方，作为老干部，难道这点照顾知识分子的政策都不懂吗？
住房的问题之所以这样决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则老干部的住房条件本来就好些，一般住的是三间套，而教授、副教授原来的条件就差一些，给他们分房子无非是为他们在生活上创造好一点的条件；二则不是不给老干部分房子，只是晚一些罢了，无非是个先后的问题，楼还是要继续建的。
面对工作中有不同看法时，校领导班子里的老干部都很好。到了后来，开会宣布某些敏感的知识分子政策时，他们经常叫我不要说，他们来说，这其实是在保护我。我们就是这样，团结一致，一点一点地打开了局面，慢慢地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按照教学规律办学的理念，逐渐在学校树立起来了。
在西军电时期，学校主要工作是培养学生、抓教学。我上任以后，提出要抓科研，甚至提出教学与科研并重；我们做的工作——把专业面拓展，把科研工作抓起来——到后来都有了较好的成效。
我在当校长期间，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我说我不能离开教学，每年必须上一门课，这一直坚持到我离任之后。
西电科大报：为了快速提升学校水平，当上校长之后，您当时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保铮：如何把学校搞上去，确实很难，好在学校的基础还比较好。我们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跟上形势招收研究生。改革开放以后，高校开始招收研究生，博士、硕士点的建立要由全国学位委员会评审通过。八十年代初期，学校只有两个博士导师，胡征教授和我。博士点只有通信与电子系统学科这一个。一直到1986年，叶尚辉教授拿到机械学科的博士点，同时又增加了电路、信号与系统的博士点。这样学校的博士点才增加到了三个。我们把博士点建设放在重要地位，通过它来提高学科水平。此后，我校博士点数有了较快的增加，一些学科的水平也得到了相应提高。
二是把学科面适当展宽。当时我们意识到，我校的电子学科领域，在国内高校里有一定优势，不过学校的学科面太窄了。我们就想把学科面适当展宽。当然要像综合性大学那样展得很宽，是难以做到。怎么展宽？要选择与电子关系密切的学科，如机械学的电子机械。要培养高水平的博士生，必须给他们打好基础。数学、物理都要加强，特别是数学更要加强。所以我们的数学系成立比较早。后来，物理学科也成立了系，并都较早地建立了博士点。
三是抓教学的同时抓科研。在西军电时期，学校主要工作是培养学生、抓教学。我上任以后，提出要抓科研，号召教师不能光搞教学，教学以外还要搞科研，甚至提出教学科研并重。当时还没有认识到提高科研水平本来就是高水平大学的任务之一。只是认为教师只有通过科研才能不断提高学术水平，以及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这两个能力不高，怎能教出高水平的学生？
西电科大报：推行这些举措的过程中，遇到阻力了吗？
保铮：不久以后，就有人开始批判我们，说我们校领导有“三重三轻”：重科研轻教学，重理论轻实际，重专业轻基础。这个帽子扣得是够大的，而且是一些骨干提出的。
我就公开反对这种提法。这个帽子扣不到我脑袋上。我一直从事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而且工作量很大，也得到学生们的好评。至于实践，我参加工作前三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实验室工作，后来多次到研究所和工厂参加产品研制，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得到那些单位的好评。我敢说我对教学和实际都是重视的。当然，如果说学校在某些课程上有不够重视实际，这是可能的，应当改正。如果以此而概括西电的全貌，就有问题了。
实际上，他们的批评不符合学校全面的情况。如果说西军电这个学校重理论、重科研，那么有影响的科研成果有多少？理论水平表现在哪里？实际情况有点反过来，我们的教师还比较重视实践，许多教师到有关厂、所能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不过理论方面应该说是相当欠缺的。除了个别学科外，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很少见到我校教师发表的文章。我校教师编写的教科书是比较多的，但专著很少。由于在理论成果方面的欠缺，影响了博士导师评审的通过。重视理论方面的研究，多出理论方面的成果，正是当时西电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科研与教学、理论与实际、专业与基础都要重视。根据当时学校的状况，特别提出重视科研和重视理论基础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做的工作——把专业面拓宽，把科研工作抓起来——到后来都有了较好的成效。应该说，后来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为学校科研工作的长足进步起到了较大作用。
西电科大报：1985年正值全国高校教学改革之际，学校招收了一批免试的本科生，您对此怎么看？
保铮：我不主张免试。我总觉得当时高考的做法确实有问题，不过没有更好的办法代替。我认为所谓的推荐上大学，在当时社会风气的条件下，第一年、第二年招生估计问题不大，可能还能按条件办事招得比较好；再继续这么搞下去，人家花样就多了。所以。我不主张搞推荐免试入学。不过上面叫我们搞，那我们还得搞，只是强调要注重质量，抵制不正之风。
西电科大报：不得已而为之，或者有些措施明显与当时的政策有出入，这样的例子有吗？
保铮：有的，比如捐资助学。八十年代的时候，毕业生的工作去向还是由组织分配，我们的毕业生比较受欢迎，不少用人单位争着要，有的单位甚至提出来要给我们一些资助。在是否接受这种资助的问题上，有人有不同的意见了，说我们是在卖学生，他们还提出国家教委有文件，不准搞有偿分配。
我说这怎么叫有偿分配呢？我说这是两回事。他资助我办学，也是产学合作，我们在分配方面稍微有些倾斜，这也是应该的。因此我说，资助我们办学的钱，我敢接受，就把这钱收了。收了以后，我叫财务处单独设立账目，说这是人家资助办学的，只能作办学用，不能用来发奖金。
总之，有好多事情，即便与上级要求有些不符合的，只要合理，我还是敢做的。红头文件太严格，有些事情管得太宽，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改一改，我还是敢负这个责的。
类似的例子，还有就是关于工资调整的事情。有一次，人事处告诉我，上级下文件，要调整工资，其中有一条规定是，某年毕业的就可以调，晚一年的就不行。这个政策下来以后，学校里许多教师有意见。
那时候，大学基本上分为四年制和五年制两类。一般大学是四年制，重点大学都是五年制。按照这个政策严格执行的结果是：同一年的高中毕业生，重点大学毕业的不能调，一般大学毕业的反而可以调。
我找人事处、财务处，问他们这样合理不？他们说这不合理又有什么办法？当时学校还有点钱，我说就用我们自己的钱发！他们说这个跟文件不符合，我说我来负责。后来也就这么调了。过了一年，上面又来了新的文件，和我们的作法一样。
这是我们国家计划经济的产物，有些具体的事情，上面管得太死了。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自己不做点主也确实不行。只要本着怎样把工作搞上去，我们还是要敢于自己做点主！
当然，这只是一些具体的小问题，是“个案”。在一些涉及全局的大问题上，只能根据上级的规定办，不可能自行其事。
西电科大报：做这种事情，需要勇气和魄力，更需要领导有一身正气。当时社会环境怎么样？学校自身的情况怎么样？
保铮：我做校长期间，一心想把学校风气搞正，不过有些问题上，限于环境和形势也有真没办法的时候。
那时候社会上流行送礼，逢年过节得去火车站、民航、甚至是部里送礼，否则平时买票就难，办事就难。下面办事的同志就把这个情况反映到我这里，问我怎么办？我考虑到，不让他们送的话，今后事情会不好办。我说有两个原则：一是不能够太过分，我们不要搞得比人家特殊；二是学校内部一定不能够送，不许给校领导送，任何单位都不许相互送。
再比如在住房问题、水电费收取、暖气费补贴等生活细节上，我都建议即便是校领导，也要照样收，不搞补贴。我始终认为，在生活方面，学校领导千万不要搞特殊，这些地方我们学校做得还比较好。
西电科大报：八十年代全国高校改革力度很大，涌现出了一批快速发展的学校。当时，我们除了在科研、教学上下功夫之外，还采取了哪些措施？
保铮：还有就是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按照国家要求，派遣访问学者出国等等；此外，我们选了一些苗子，就是从教师里面挑选一批人，进行特殊培养。我记得那个时候，曾经在讲师当中挑选了8个年轻人，比如有梁昌洪、葛德彪等，进行重点培养。
关于教学，我再补充一点。西军电对教学工作一直是很重视的。我在当校长期间，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我说我不能离开教学，每年必须上一门课，这一直坚持到我离任之后。
一个教师怎么能够讲得比较深一些、比较透一些、比较活一些呢？杨振宁主张要有洞察力，所谓洞察力，就是你要能够从复杂的表面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教师要想做到深、透、活，就要通过科研，对问题深入钻研，从而提高洞察力。
西电科大报：您担任校长的八年间，感觉学校发展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保铮：暂不讲建设师资队伍、提高学术水平等大问题。学校在维持正常运转中的问题就不少。比如说我们在经费方面就非常困难。后来我也检讨，我有点保守了，不敢去银行贷款。例如南区的地，我就没敢买。我往部里跑得相当多，大多是为经费问题。拿大礼堂的修建来说，上面突然下文件，说大礼堂不能盖了，可当时我们地基都已经挖了。我就去北京告诉部里，我们不是搞“政绩工程”的楼、堂、馆、所，学校确实需要这个礼堂，因为学校连开会的场所也没有，总算把它给跑了下来。
还有，我们争取到的几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也不容易。ISDN是国家重点实验室，樊昌信教授花了很大力气，是先成立的，靠的是世界银行贷款。后来，国防科工委认为这些国家重点实验室作用还是比较大，应该在国防科技方面也建立一些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为此，国防科工委和国家计委商量，计委也同意了，不过按照老办法，通过世界银行贷款是做不到的，因此，只好自筹经费。就这样，国防科工委通过逐步搞试点的方式，在航天、航空、舰船、兵器、电子等五个领域，各搞一个试点。电子方面的就定到我们这里了，这就是雷达信号处理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因为没有世界银行贷款，国防科工委只能够给我们仪器设备的费用，其它费用则需要主管单位负责。当时，国防科工委给了我们700万仪器设备费，让电子部也配套700万解决场地问题。国防科工委支持力度很大，不但给足了700万仪器设备费，其中300百多万还是按美金给的（当时外汇采取双轨制，“外汇额度”是值钱的），不过电子部的经费很久没有完全到位。
因此，我们的实验室建设的人员和设备齐备以后，请国防科工委来验收，他们不同意验收，说要等我们的工作场地齐备后再验收。就这样，为了老科技楼的建设，我们只得不断跑到北京去，跑了很多趟，非常难。最后，总算因为有这个重点实验室在，终于把老科技楼建起来了。
我们学校在电子部的那几年，确实很困难，经费很紧张；后来到了教育部，改善了好多。
学校隶属电子部，在科研工作的开展方面却是有很大优势的，当时学校的科研项目许多来自电子部。因为一些主要的电子科研院所和企业也都属于电子部，学校与它们的关系比较密切。当时，学校与国防科工委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联系也很密切，这些都对学校的科研工作的开展起到大的促进作用。
西电科大报：当时主要的困难就是经费方面的困难吗？与同时期其它高校相比，西电的长处在哪里？缺陷在哪里？体现在哪些方面？
保铮：作为维持学校日常工作正常运转。经费方面的困难大一点。如果谈到学校的发展，问题就多了。如我们学校的学科面比较窄，我们的老专家也比较少。
以改革开放之初为例。你知道那时候学校的教授、副教授有多少吗？教授就1位，就是胡征；副教授有15位，还是把我和樊昌信算进去的。我和樊昌信是1977年特批的副教授。我们的专家数量实在是太少，和其他高校不好比。
但是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好同志，水平还是不错的。不过，因为学校过去在理论方面不是很重视，缺少论文。而评职称时人家要全面看，理论方面必须要有论文，我们的一些教师就是吃了这个亏。譬如，那时博士生导师是全国统一评审，我校在北京评审通过的博士生导师就很少。
西电科大报：是不是那个时候，学校教师做研究、发表论文的风气不是很浓厚？
保铮：相当淡薄。那时发表论文多一点的团队，只有肖国镇他们的团队。“一肖二王”，他们搞密码学和信息论，还是搞得不错的，在外面也是有点名气的。
我自己发表论文比较早，这跟我的老师毕德显有关系。毕德显老师很早就叫我们写论文，我在1956年的时候，就跟他写过论文。上世纪六十年代《电子学报》试刊时，毕老师就叫我去投稿。因此，当了系主任之后，我就鼓励教师要搞科研，要将成果整理成文章发表。
西电科大报：您鼓励教师写文章，当时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
保铮：我重视文章是由于文章的重要性。我们搞科研，不查找大量文章和资料、了解国内外动态，行吗？论文的作用是大家所认同的，将自己研究的成果写成论文发表是一种贡献。我主张高校搞科研既要出实际成果，也要出理论成果，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发表论文上。为此，我认为学校必须重视科研。
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从事科学研究本来就是研究型大学的任务之一，只是认为，作为一名教师，提高理论水平是很重要的。
我当教师多年，还是比较受学生的欢迎。实际上，我当教师的条件并不好。教师应该口才好，可我说话还有点结巴，我口才不好，板书也写得不好，这些是我明显的缺陷。不过学生比较欢迎我，说我讲得比较深、比较透、比较活。
一个教师怎么能够讲得比较深一些、比较透一些、比较活一些呢？杨振宁主张要有洞察力。所谓洞察力是什么呢？事物的表面现象通常是比较复杂的，你要能够从复杂的表面现象看到它的本质，那就叫洞察力。教师要想做到深、透、活，洞察力是必要的，而且要教会学生如何提高洞察力。
另外，有人说一个教师要给人家一杯水，自己得有一桶水。这一桶水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实践。因为我搞的是电子线路，光看书本是不行的，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我在实验室工作了3年，实验和教学时间对半。我的老师毕德显培养我的动手能力，我自己也体会到这确实很重要。二是理论不能够只停留在现有的课本上。因为学生是初学，课本的理论不能太深，实际上相关方面的理论要深得多。教师如果也只停留在教科书的水平上，显然是不够的。
后来，我就提出来了，作为电子线路课的老师，得有四门基础。一个是线性网络，一个是非线性振荡，再一个是随机过程，最后是半导体电路（当时主要讲电子管电路，半导体电路只是作简单介绍）。只有这样子，才有可能把理论教学搞好。我自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抓的。
“以人为本”在高校的关键是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学校必须通过一套有效的办法，把优秀的人才吸引进来。年轻人，只要方向引导正确，他们自己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上去还是很快的。
西电科大报：您刚才提到学校的学科面窄，面窄有没有优势？
保铮：学科面窄，是我们的缺点，不过盲目扩展是不行的。我认为，我们学校主要应办出特色来。在电子信息方面，西电有一定的优势，要致力于优上加优，办出特色来。
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主办的学科排名榜来说，我们的几个优势学科排得还是比较靠前的，有的还位于前两名。
在国内的高校里，军事电子领域我校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和有关研究所的联系很密切，研究所对我校比较信任。
西电科大报：类似的评审在1984年的时候好像也有一次，当时是分片评审的，对吗？
保铮：有这么回事，我还参加了。不过那次是硕士点的通信与电子系统二级学科的评审，不涉及博士点，因为当时全国的博士点还不多。
1984年的这次硕士点的通信与电子信息学科评审，全国共分为三个片：南方片、北方片和其他片。我是南方片评审组的组长。南方片包括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邮电学院、华东工学院、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北方片主要是北京和东北的高校；剩下的都是其他片，西电就在其他片中。
这次评审的结果是：北方片第一名是清华大学，南方片第一名是东南大学，其他片第一名是西电。
西电科大报：改革开放之初，西电生源质量很好，在西安地区的本科录取分数线常名列前茅，在全国也不差是吗？
保铮：是有这样的情况。不过后来，东部发展越来越快，东西部差距越来越明显，这样的情况就少了。
1984年，我刚刚招收博士生的时候，从中国科大、清华、上海交大都有来考我的学生。我们小小的电子所，光从中国科大考来的就有4、5个，现在反而没有了。为什么呢？我分析原因是：改革开放之初，全国高等教育水平都差不多，东西部差距也不是那么明显，生源流动性较大；西电在电子学科方面还有点名气。改革开放多年之后，东西部差距的发展，影响了我国西部高校的发展，好生源不愿意再到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来了。
西电科大报：东西部发展差距还给学校带来了什么问题？
保铮：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人才流失的很厉害，直到1998年才逐步恢复，可以吸引外面的人才回来，许多优秀的博士毕业生也愿意留校工作了。我认为，现在是我校狠抓教师队伍建设非常有利的时期。
西电科大报：您怎么看待当前学校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国家整个的教育氛围？我校青年教师比例越来越大，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保铮：我给学校领导建议说，高校“以人为本”关键是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学校必须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把优秀的人才吸引进来；当前更要把自己培养的（毕业这两个字删去为宜）优秀博士生留下来，还要使他们成长好。
当前，国家在经济方面和外国比较，虽然量是上去了，但我们的质和发达国家是不好比的，在高教、科技方面就差得更远。
我认为对青年教师要多鼓励，更要严格要求。要他们觉得自己还是很不够的，要努力上进。客观上还要有一定的压力，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压力不大。我给年轻教师讲，你们评教授我从来未提反对意见，因为学校只能根据全国的大气候办事，大气候是什么样子，学校只好照样来做。如果学校来自立标准，非碰的头破血流不行。
我有的学生毕业才几年，已评为博士生导师，还不到30岁。在美国有这个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我给他说，你就是人家助理教授的水平，应该看到自己的不足，继续努力向上，这才是最重要的。
一般说法是，25岁到45岁是人生当中精力最旺盛、创造能力最强的黄金时期。年轻人这时还是不成熟的，要抓紧这段时间努力提高自己，敢于创新，争取做出好的成绩。我觉得目前我们学校存在的问题是，不少年轻人上进心不强，教授当上了，已经满足了。当然有上进心的人还是有的，只是普遍来讲情况不太好。这与当前的机制很有关系，缺乏竞争机制，压力不大。
西电科大报：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学校能够快速发展，当时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保铮：首先还是依靠了党的政策。改革、开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高了教师的积极性，学校取得快速发展，我认为这和把教学和科研定为工作中心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初期，教师、学生都是从文革时期过来的，改革开放是一次新的解放，破除了许多压制知识分子的条条框框，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很高，学校普遍发展很快。现在情况不同了，青年人为70后、80后，没有上述的经历，实际上要建设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任务还很艰巨，要与时俱进做好工作。
西电科大报：您对学校目前发展还有什么建议？
保铮：人才建设方面还是要好好抓。当然学校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比如淘汰制，就很难推行。不过我觉得教师队伍建设首先要把住进口关，新教师的进人要严。
回想上世纪五十年代，学校基础非常薄弱，不过新进的教师都是从几所有名高校毕业生中挑选来的，都是那一届的优秀者。比如，前面说的吴万春、樊昌信，是北大来的；叶尚辉、谢希仁、汪茂光，是清华大学来的。我们自己学校留下的，也都是班上学习最好的。正因为那个时侯学校坚持这样做了一段时间，才积蓄了一批人才。他们在后面很长时间里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是留不住人的，没办法，待遇太低。通常说：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没有一定的待遇，一个月400块钱，能把人留住吗？不过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很多博士生都想留在学校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好好把住进人关。把人才队伍建设好，现在正是时机。
西电科大报：您刚才提到很多有名教师都来自于别的学校，您是说外来的人优于自己培养的？
保铮：广开门路，能够博采众家之长，那是好事情，不过也不能说本校的不行。我前面提到的那些名教授，他们确实都是从外面来的，不过本校毕业留校的同样也有很多出色的，早期的有吴大正、张以杰、戴树荪、王育民、王新梅、刘增基等，还可以举出很多。近年来，教育部评选“教学名师”，我校在前三届里各有一名教授当选，他们都是本校毕业的。所以，不是说自己学校毕业的就一定搞不好，我看还不是这样。相反，考虑到当前的形势，外招优秀毕业生很难，选留本校的优秀博士毕业生可能是建设优秀教师队伍的重要方面。
西电科大报：非常感谢保院士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能不能谈谈您对学校宣传工作的看法？
保铮：那我就顺便提一点意见。我觉得宣传部要把学校的报纸、电视、网站办得学术气味更浓一些。比如我们获得的国家科技奖励、几十个新世纪创新人才，都应该好好宣传一下。现在我们宣传的气氛中，学术味较为淡薄。我看中南大学寄给我的报纸，他们刊登的学术动态的报道很多。他们得了什么奖，有了什么成就，都是彩色的，印的很漂亮。
比如说“全国百优论文”，即便是提名奖，也不简单。一年全国有好几万博士毕业，要几百个里面才挑一个。提名奖也是百里挑一的。我们都应该好好报道一下。我总觉得，应该营造一个浓郁的学术氛围，使大家都向上走，现在好像都是在关着门搞。因此我觉得，学术方面的许多好事情把它登出来，能够对全校教师起到激励作用。
摘自《西电科大报》2010年5月1日总第4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