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吴 华
“国内大学的学术活动多是组织者积极而参加者被动；而在英国大学里，学术报告前，大家老早就把位子占完了，而且占位子的大多数是老师。”
记 者：我们了解到，您在英国生活了13年，曾获得纽卡斯尔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的博士学位。出国前，有12年时间您是在西北大学学习工作。现在您是西电的老师，根据亲身感受，您认为中西方大学在大学文化方面有哪些差异？
段振华：国内这两所大学差异不太大，但还有一些不同。西北大学是综合性大学，我感觉西北大学的学生比较活跃，除了学生会以外，有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活动十分丰富。我记得，当年我的两个学生去西双版纳考察，回校后两人就组织了报告会向大家介绍考察情况，类似这样的活动有很多。
我在西大读书时，现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张维迎与我同年入学，他的思想就比较活跃。1983年，还在读研的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他提出：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赚钱越多，说明你对社会贡献越大。文章呼吁，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在当时政治形势极为复杂的年代里，这无疑是思想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表现。文章刊登后，全国掀起了一场针对张维迎观点的大批判，报纸上出现了整版整版的批驳言论，张维迎险些不能毕业。而当事情平息下来后，张维迎就被调至北京，成为国务院改革智囊团的一员。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眼中西北大学的学生思维比较开阔，敢于探讨新事物。
我来西电将近7年，送走了5届毕业生，他们给我的总体感觉是非常朴实，很老实，学习、工作都很扎实，成绩好、智商高，是IT业的优秀人才。但是，西电学生中的气氛缺少活力和朝气，活动比较少，即使有活动学生也不爱参加。比如，我们好不容易从国外请来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可大家的积极性却不高，除了我带的学生之外，其他学生很少来，老师更少。这是我看到的表面现象，但我认为它体现了西北大学和西电在大学文化方面的差异。
记 者：英国大学是怎样一种情况？
段振华：我认为，同国内这两所大学相比，英国大学有一些独特之处。
首先，英国大学学术气氛非常浓郁，学术活动多，参加者积极。国内大学的学术活动多是组织者积极而参加者被动，而我在纽卡斯尔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看到的情况却是：在学术报告前，大家老早就把位子占完了，而且占位子的大多数是老师，他们也不拘形式，因为人太多还有坐在桌子上的，提问十分踊跃，演讲者讲一讲就不得不中断，停下来就听众的问题进行讨论。
第二，英国人每天有两次喝茶的习惯，这种习惯在大学校园里也随处可见。所有de－partments都有一个专供大家休息喝茶的区域，椅子沙发摆成一圈，大家可以坐在一起，一边吃点心、喝茶、喝咖啡，一边畅谈各种idea，交流学术问题或者了解最新资讯，比如，哪有学术会议，谁发表了新的paper，等等。
第三，我所在的英国的大学实行教师坐班制，老师们在工作上一丝不苟，非常敬业。很多老师周一至周五天天上班，即使学生放寒暑假，老师也要上班，每位老师一学期有6周假期，可以按工作需要在空闲时休假，所以一年四季都有老师在休假，但是，除圣诞节外，department却从来不会关门。咱们国内的学校一般做不到这一点，一是并非每人都有自己的办公室，人来了没有地方坐，硬件设施不完备；二是即使办公室到位了，也不能保证每个人每天都来上班。我觉得，人在家里就不由得干各种各样的杂事，不容易静下心来。
第四，英国的大学老师压力很大，每4年都要进行研究评估和教学评估。我经历过这种研究评估，每个大学都要把在册的人员列出来以供评审。我记得一次在纽卡斯尔大学进行的研究评估，每个学院须选出学院总教师数的80%参加评估，被选出的教师要提供自己在近4年内发表的5至6篇代表性论文，这些全部被收集起来做成统一目录送给评估委员会评审。满分为5分，当年的煤炭系只得了2分，很不理想，学校对待评估非常严肃，校董事会当即决定关闭煤炭系，解雇该系系主任和所有老师，学生全移交给该学科评分较高的其他大学。这样的制度使得每个大学、每个department、每位老师都承担很大的压力，干不好就会丢掉工作。
第五，英国的大学运行机制与我们不同。比如，谢菲尔德大学当年请了剑桥大学非常著名的一位教授作校长，这个校长不带学生，专职管理，能保证充沛的精力关注学校管理、学科建设、科研工作等等。我在谢大也经历过研究评估，当时，全英有6所大学的计算机系被评为5分，而谢大计算机系只得了3分，校长很不满意，认为在信息时代，计算机系的水平代表着一个大学的品牌，所以决定必须加强该系力量。于是，校长决定在全球招聘，花费几百万从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请来了三位著名教授，并为其配备了一流的实验室和足够的启动经费。其中有一位是在美国该领域坐第二把交椅的著名教授，他来时还带来了自己的项目和三百万英镑的经费，以及两个得力助手——一个很强的group。不出所料，4年后的又一次研究评估中，谢菲尔德大学计算机系的分数果然上去了。可以说，一所大学的知名度就是其教授的知名度。
“国内大学老师要面对实验室的管理、学生的管理、科研经费的申请、评奖、结题答辩……浪费了很多本可有效利用来搞学术研究的时间；国内现在的这种科研制度，能够培养出“杰青”、“长江学者”，却培养不出诺贝尔奖。”
记 者：您刚才讲英国的教师很敬业，我们也常看到西电的不少教师晚上很晚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甚至不分节假日不分白天黑夜都在工作。您认为英国的大学教师和我们学校的教师在投入产出上有什么不同？
段振华：国外的教师任务比较单一，就是教学和科研这两项工作：一方面，由于牵涉版权问题，英国学生上课没有像我们一样的指定教材，用的都是带课老师所写的讲义，所以教师都要认真备课，自制讲义；另一方面，就是潜心搞研究，撰写论文。
相比之下，国内大学教师的任务就太多了。拿我个人来说，首先，我带的博士生、硕士生数量大大超过英国导师带的学生数；其次，我们导师还要做一些管理方面的工作。比如，我们的学生要用实验室，要么是由我买来的，要么是我从学院申请来的，有时很难申请到，不得不去南校区借实验室，总之比较麻烦。而国外的实验室很充足，能保证每个博士生在实验室里拥有自己的位置。
此外，国内的导师很多要跑经费，这很“中国特色”。在英国时，我的导师申请经费，只需要两页申请书简要说明经费用来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寄给委员会后就不用管了；而国内的申请书动辄百页，前50页是论述，后50页是论据。在英国，有的申请书一天就能写出来，而在国内，写完申请提交后要盲审，盲审完后评审委员会专家组还要评审，还要求你答辩……这要浪费多少精力，一年写上几份申请，而最终通过的又能有几个？
记 者：您怎样看国内的科研体制？
段振华：国内的科研体制本身存在不少问题。譬如现在实行论文量化制度，这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很多负面影响。
外国人看一个人的水准，就看其代表性论文，在所研究领域里有什么开拓性的成果，建立了什么理论，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不是单纯看论文数量，有几个SCI，影响因子是多少。很多英国老师根本就不知道SCI为何物，SCI也没想到自己在中国能被炒得这么火。
从正面来看，国内奉行的这种制度能够激励人发表论文，但从负面来看，却成为促进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的因素之一。不同于国外的是，国内的很多期刊杂志对论文还有页数限制，本来想把文章写完美，却限制只能写三四页，这样根本就说不清楚问题，刊发出来的文章没法读，也看不懂。
所以，国内的大学老师要面对实验室的管理、学生的管理、科研经费的申请、评奖、结题答辩……等等，无穷多的事，浪费了很多本可有效利用来搞学术研究的时间，这会形成很多问题，比如，忙于管理等事务的导师带学生几年以后，反倒不如学生了。
记 者：应当怎样去改变？
段振华：我认为这是整个国家科研体制的问题，不是凭学校一己之力所能改变的。在这个固有的机制里，每所学校所能做的，就是在机制要求的框架下去追求和争取。
历史上，犹太人来到欧洲，在那里的社会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住自己独立的民族文化；而在明朝时，犹太人到了中国郑州，当时的封建社会奉行科举和八股文制度，犹太人亦追随此路，久而久之，他们自己的文化就消弭了。
可以说，制度设计决定了人的追求方向。国内现在的这种科研制度能够培养出“杰青”、“长江学者”，却培养不出诺贝尔奖。
“科学需要投入热情而孜孜追求，但现在能按照自己兴趣进行学术研究的学生只占少部分，而为完成学业、练就技能，去找工作的学生占大部分，这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是合格的工作人员，但不是合格的科学家，我们缺乏造就科学家的土壤。”
记 者：您讲了到诺贝尔奖，您如何看待产生诺贝尔奖的体制、文化氛围以及社会大环境？
段振华：诺贝尔奖在衡量一国理论科研水准方面已经形成了一种不成标准的标准。我们国家30年来经济发展迅猛，但在科技创新上的发展却与之不成比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科学界的名人不少，他们创新性的成果有很多，但是，之后我们的院士在成倍地增长，可为世界做出突出贡献的能有几人？作为国人我们自己都数不出来几个。另外，最近出炉的世界大学排名，香港有3所大学入围前50名，内地入围的大学只有清华，排名第49。可以说全国的尖子生都在清华、北大，国家也给了这些学校很多资源，但近年来，清华、北大对国家在科学上的贡献能数出几条？可以说，我们的科研制度和教育制度都存在一些不太尽人意的地方。现在国内大学生的普遍理想是找一个好工作，多赚钱，一心想去大城市，工资较高的外企是很多学生毕业后的首选，他们为自己打算的多，为国家考虑的少。
记 者：您刚才讲到当年作为西北大学学生的张维迎，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写出《为钱正名》这样的文章，是冒着坐牢的风险在探讨问题，而现在大学生的追求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的理想往往落脚于十分现实的问题。此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撰文指出，大学不能没有“精神围墙”。从这个角度出发，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来导向学生？
段振华：现在的大学生大多缺乏远大理想，想法都很现实，这可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一方面，现在每个家庭为培养一名大学生都要付出不少的一笔钱，学生往往都有经济上的压力，有的因为家里欠债太多而放弃读研，他们要赚钱还债；另一方面，现在的房价如此之贵，学生毕业后还有购房压力，为了生计而无法摆脱现实的诱惑。
究其根源，还是一种体制上的问题，为什么大学生缺乏为科学献身的精神？科学需要投入热情而孜孜追求，但现在能按照自己兴趣进行学术研究的学生只占少部分，而为完成学业、练就技能，去找工作的学生占大部分。这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是合格的工作人员，但不是合格的科学家，我们缺乏造就科学家的土壤。
记 者：这是否能够解释学校之所以有很多学术活动吸引不了老师和学生？
段振华：对，要面对如此繁多的现实问题，他们怎么顾得上去解决科学问题，去为国家搞创新，为人类做贡献？说到此，我想起了成功证明费马大定理的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
他10岁时在图书馆看到一本书讲到了费马大定理的历史：这个定理让一个又一个的数学家望而生畏，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人能解决它。小怀尔斯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小就树立起要攻克这个难题的理念。在剑桥读博士时，他的导师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从剑桥毕业后到普林斯顿大学当老师时，怀尔斯放弃了所有与证明费马大定理无直接关系的工作，潜心进行证明定理的战斗，这是一场长达8年的持久战，这期间只有他的妻子知道他在证明费马大定理，而最终，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享誉全球。
如果把怀尔斯放在目前中国的大环境下做这件事，光SCI指标就让他头痛了，弄不好恐怕还要被饿死的。而普林斯顿大学里的怀尔斯，拥有理想，同时又不必担心还债、吃饭、买房子的问题，所以，他研究的问题就能成功解决。
“我们的教师和大学就像赶考一样，疲于各种评比，追求头衔而不追求科学，追求排名而不追求能造就多少大师。正如有什么样的机器就会造出什么样的产品，这样的机制自然会产生很多问题。”
记 者：您从学生的角度谈了他们个人的追求和理想，大学也有自己的理想，我们学校所追求的目标是建设“特色鲜明，研究型、开放式，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您认为西电的大学理想与理想中的大学的理想，以及同现实中西方大学的理想之间有什么异同？
段振华：这又是一个体制问题，与刚才我们说的人才培养方面的条条框框是一样的，我们的人才有“杰青”、“长江学者”、“千百万跨世纪人才”，等等，大学也是这样，被分成三六九等，有“211”、“985”，还要有重点学科申报、重点实验室申报、创新团队申报，教学名师申报，有教学评估，等等。学校整日要忙于这些事情，本来大学是大师云集的地方，是学术的殿堂，是培养人才的基地，但是在这种评估上的量化制度却有很多弊端，比如，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武书连每年对大学进行评估和排名，实践证明这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但官方却承认这个评估结果，不久前就该排名曝出的潜规则使这种弊端更是浮出水面。我们的教师和大学就像赶考一样，疲于各种评比，追求头衔而不追求科学，追求排名而不追求能造就多少大师。正如有什么样的机器就会造出什么样的产品，这样的机制自然会产生很多问题。
“现在，我们的老师给学生上课，只能说是一种粗耕，而非精耕细作。”
记 者：我们感受到有些学校很有活力，例如，改革开放后，华中科技大学就在朱九思的带领下走上了快速的发展道路，这都离不开“以人为本”的理念。从我们学校来讲，在人才建设、尊重人、宽容人、理解人、支持人这些方面，您有什么感受？
段振华：朱九思为华中科大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十分尊重人才，当年用其微薄的力量网罗人才，因为他深知大师云集的地方才是大学。我们学校这几年引进了很多人才，但跟其他院校比还不够，人才不但要引进，还要自己培养，西电由于受地理位置的限制而很难引进到高端人才。举个例子，北京邮电大学地处北京，学术水平也不比西电强几分，却能从哈工大引进一位院士当校长、引进10多位院士当系主任，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推进了北邮迈出的这一大步。
在尊重、关心人才方面，学校做的不错，但还有很多需要微调的地方。我个人认为，之所以我们一直能保持住国内大学排名中的现有名次，是因为我们学校的生源质量一向很好，相当程度上是这种天然的资源在发挥作用。现在，我们的老师给学生上课，只能说是一种粗耕，而非精耕细作，有的老师抓的很紧，有的就放任自流。
“在英国，有一代代人在传承着为追求科学而奋斗不息的理念，我们缺乏的正是在学术上的这种精神，我们应允许个人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奋斗，给像怀尔斯这样的人才创造贡献力量的平台。”
记 者：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他们所积累的办学传统是不是对其他大学也产生了渗透和辐射作用？您认为我们有哪些方面要向英国的这两所大学学习？
段振华：在学校的管理体制、科研体制、学生培养体制等方面都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剑桥和牛津有800多年历史，引领世界潮流很多年，在剑桥的卡文迪什实验室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照片挂成一排，看了就让人肃然起敬，不由感叹：这是一个造就人才的地方！牛津也一样，我们计算机学科很多理论都来自英国，不少是来自牛津。在英国，有一代代人在传承着为追求科学而奋斗不息的理念，我们要学习这一点，我们缺乏的正是在学术上的这种精神，我们应允许个人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奋斗，给像怀尔斯这样的人才创造贡献力量的平台。
记 者：这可以说是宏观方面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您认为我们具体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学习？
段振华：英国的大学在教学体制方面十分严格，老师都兢兢业业地写讲义，有专人进行检查。其考试制度也比较科学，教考分离，负责上课的教师不负责考试，由考试委员会出题，这样，学生就没法找授课老师来求情。学校奉行“宽进严出”，比如，入学时有100人，能够毕业的，可能只有90人，学生的压力都很大。此外，每过一段时间，考试试题和试卷都会被封起来送由另一所大学进行评估，这属于日常教学评价的一个标准，本校不能自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不知道这点我们能否做到。
在科研方面，只要是学校的正式教职工，他们论文录取后要参加知名的国际会议时，学校都会给予资助。但是我们学校对于一般的青年教师参加这类会议是没有资助的，根据级别，有的可能学校是有资助的，但却很少有人申请，因为申请起来也很费精力，无形中就打击了教师的积极性。我们应当设计更加人性化的机制，多一些关心给青年教师。日本的大学也会给教授每人一定数额的基本科研经费，但咱们现在还没有这种机制。这些方面，我们学校从理论上来讲都可以改进，但从实际上做起来就很困难。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电的大部分老师和管理人员就像城市里的一群农民工，无声无息默默付出，支撑起西电这座大厦的运转……学校应更加关心这些默默无闻的大部分老师和管理人员。”
记 者：学校提出要建设特色鲜明的大学，您认为西电的特色是什么？
段振华：西电特色很明显，我们学校在国内IT业特别是电子行业名列前茅，学生的素质，特别是本科生生源很好，大部分学生非常朴实，读书风气很好，同时，老师也兢兢业业，辛苦谋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西电大部分老师和管理人员就像城市里的一群农民工，无声无息默默付出，支撑起西电这座大厦的运转。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的辛勤劳动，同样，西电的发展，离不开这些不太计较回报的像农民工一样贡献力量的西电人。
记 者：您怎样看学校的管理工作？管理工作如何服务于特色西电建设？
段振华：学校对专职管理的干部支持还不够，待遇不够高，而在英国，管理人员的工资就比较高。按道理，应该由搞管理的干部去竞聘大部分管理岗位，他们不牵涉科研上的利益，所以做起事来也会比较公平，他们也十分优秀，更会专门钻研管理。学校给青年教师的待遇也比较低，西电的未来是青年教师的未来，一批优秀的青年人才愿意留在西电，西电才能有希望。所以，学校要舍得在人身上进行投资，不仅是关心学校的“精英”，更要关心这些默默无闻的大部分老师和管理人员。
什么时候西电能办得让每个人都想来西电——学生想留西电，老师想进西电，西电这所学校就办好了。
摘自《西电科大报》2009年10月24日总第39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