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顾问和专家来校工作

□赵希普

【作者简介】赵希普，辽宁省辽阳县人，1927年12月生。1949年3月参加革命，历任翻译、教员、教研组组长、副教授。

我校从1954年2月至1960年8月，先后共有12位苏联顾问和专家在校工作过。现在按他们所从事的专业列表说明如下：

在我校以军委工程学校一部为基础筹建的通信工程学院，当上述顾问未来到之前，当时在东北（沈阳）军区通信处任顾问的鲁钦科曾奉命为我校的筹建作了大量的工作。如：确定学校的规模和人员编制以及专业设置，提供苏联相关学校的训练计划和教学大纲等等。

通信工程学院成立后不久，从1954年2月起，总参为我校聘请的苏联顾问相继来校工作。最早到来的是通信顾问赫拉莫夫上校和第一任有线顾问特洛依诺夫上校。时隔两个多月训练顾问杜克中校来校，同年10月第一任无线顾问达马尔邱克中校和第一任雷达顾问布赞科夫相继到任。至此，是我校苏联顾问在校人数最多时期。他们一到学校，就积极投身于各自的业务工作。当时我国建国不久，我军从战争条件下转入正规化建设（其中包括建设正规的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学校）实在缺乏可供借鉴的经验。所以我们的同志满腔热情地展开了向苏联学习的活动。首批苏联顾问多数都是苏共党员，并且长期在苏军工作，他们有老布尔什维克作风，有苏军的传统，工作认真负责，作风雷厉风行，治学态度严谨。多数顾问对人对己要求严格，其中特洛依诺夫谌称楷模。他在华工作期间，女儿病逝不回国，从来不利用出差机会游山玩水，对随员（翻译）既尊重又关怀。

初期来校的苏联顾问主要是管理型的。他们主要抓规章制度的建立，抓行政管理，如：抓三大条例（内务条例、队列条例、纪律条例）的贯彻实施，根据三大条例拟定了院、部、系等各部门的工作制度和人员职责。有时苏联顾问（特别是训练顾问）亲自参与督促检查内务条例和队列条例的贯彻执行情况。大约在1954年，在顾问的建议下，学院又成立了院务委员会，成员主要是部、系和教授会的领导，作为院首长的咨询机构。

从首批顾问到院，到后来换班的顾问们在建院后的头几年，除以上讲的工作外，主要就是根据苏联红旗通信学院的训练计划和教学大纲，结合我军和我院的具体情况和要求，拟定我院的训练计划和教学大纲，以后又不断地根据发展了的情况和实践经验，多次地修订计划和大纲。有的课程对我们来讲是全新课目或部分是新内容，苏联顾问则帮助建立新课目或充实新内容，如通信顾问赫拉莫夫就写过不少通信组织和战术课的教材。有线顾问特洛依诺夫帮助建立了防原子工事等等。作为训练部的顾问杜克，每学期都花大量的时间亲自抓排课表的工作，这对建立和稳定教学秩序很有好处。苏联顾问们对各门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环节都比较关心。他们有的亲自开设示范课；有的深入课堂听课；有的外出检查学员的生产实习，有的亲自参加组织实施通信组织和战术演习。对专修室和实验室的建设，顾问们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们对传授教学法都做了大量工作。

首席顾问对西安新校舍的建设做了不少工作，他们提供了苏联红旗通信学院的图纸，关心并检查过新校舍的建设工作。现在我校的教学主楼就按苏联红旗通信学院的模式建造的。

此外，训练顾问还兼管过张家口高级通校（短时兼管）和宣化通校的顾问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地去宣化通校检查过工作（只限于内务和管理方面）。

后来，有线电通信、无线电通信和雷达专业方面的顾问，先后换了一到两任。从1958年起，他们的工作性质有了变化，从顾问改为专家了。这样一来，就从管理型转变为技术型了，即苏联专家只就各自的专业范围提供咨询和指导。由于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再加上我国当时开展反对教条主义运动，后来的几位苏联专家发挥的作用就不大了。

总之，在我国建国后不久，我军要在陆军基础上建立现代化的技术兵种和建立高等军事技术院校，完全是新课题。自己没经验或经验不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聘请苏联顾问来院工作，是历史的必然。由于苏联顾问们的热心指导和帮助，我们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使新生的学院很快地走上了正规。不过由于我们考虑自己的国情不够，在向苏联学习过程当中，也犯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缺点或错误，如：管理上的惩办主义，考试时的“三堂会审”，制度上的“六小时一贯制”等等。这些缺点的出现都是难免的，它们很快地都被克服和纠正，我们又继续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