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的洪流中（节录）
——记军委工校的学习和生活
董建中 李文朴 王克正
【作者简介】董建中，河北省黄骅县人，1928年11月生。1949年3月参加革命。曾任区队长、政治干事、政治教员、资料研究室主任、社会科学研究室主任。1961年7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任副教授，教授，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二、三、四届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理事，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一届常务理事，第二届党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委会委员等职。
李文朴，1932年生，哈尔滨市人。1949年9月参加革命，曾任区队长、副班主任、秘书、教务部党委副书记、校办主任。
王克正，1930年生，沈阳市人。1949年9月参加革命，曾任区队长、教员、助理员、教材处副处长。
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一年，旧中国如同浑浊的黄河之水，滚滚东去，一去不复返了！新中国恰似喷薄而出的一轮朝阳，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神州大地，万物当春，新时代的帷幕拉开了，中国人民第一次作为这个舞台上的主角，扬眉吐气，高奏凯歌。这胜利的凯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磁场，把广大热血青年吸引进了革命的大家庭中。
初入工程学校
1949年7、8月份，我们作为被招收的学员，分别从北京、哈尔滨出发，先后到达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到校后我们高兴地脱下了学生装换上绿军装，带上胸章帽徽，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好神气！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参军？”我们没有那么多豪言壮语来回答，只是说：“那么多同学都投入了革命的洪流，我们也不能站在岸边观潮！”社会的巨大变化使我们心潮澎湃，再也不能安心于原来的学校生活了。我们在参军前，有的曾在革命大学学习过，有的在解放区受过党的教育，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大家早已厌恶至极，盼望换一个新天地。但对共产党的认识也很肤浅，只有一种仰慕之情，对军委工校（即军委机要干部学校）颇感兴趣，所以对张家口是很向往的，这大概同抗战时期的青年奔赴延安的心情相类似吧！
从外地来的学员陆续到校，即开始编队。全校学员分为六个大队，我们被编到六大队22中队，全中队分为7个组，中队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华北电专。山西地区人较多，他们年龄较小，文化程度较低。此外还有来自东北、华北、华中等地的学员，他们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为了革命的目标大家走到一起来了。”中队是基层单位，党团支部设在中队，因此，中队长和指导员就是我们天天见面的顶头上司了。中队长马骏是个20多岁的年轻的团级干部，但他已是身上多次负伤并有十多年军龄的老干部了。他深沉持重，严于律己，从不矜夸，堪称师表。指导员李文生是一个健美的军人，不仅外表矫健，而且心灵美，为人正直，诚恳而和蔼可亲。他们的优良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我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组成了革命大家庭，欢快地聚集在这所新成立的军委工校。
军委工校座落在张家口市东山坡，这里曾经是日本侵略军的营房，后来又是国民党部队的营房，解放张家口时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到处是瓦砾碎石、残垣断壁，马路高高低低，杂草丛生，几乎找不到一条像样的道路。校舍没有围墙，山上的野狼在校园内时有出没，晚上，厨房里的肉食几次被野狼吃掉。为了吓唬野狼，我们就在临街的墙壁上用白灰画了许多圆圈，据说狼见到白圈就不敢走进。晚上去厕所（在距离宿舍校远的地方，临时用席子围成的厕所），为了壮胆往往是结伴同行，而且手里提着棍棒，以防与野狼发生“遭遇战”。
军校的生活对我们这些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来说是相当紧张、艰苦的，但又是团结、愉快的，全校统一作息时间，早晨一声号令，立即起床，迅速穿起衣服叠好被子，先去厕所，然后跑到操场集合出早操，这些动作要在十分钟内完成。开始很不习惯，不免有些忙乱，衣服穿错了，袜子找不见了，因为大家睡通铺，每人只有半米宽的位置，七八个人挤在一个铺上，所以衣袜互相搞乱，一时找不到的情况时有发生。集合后由执行组长检查服装穿着是否整齐，经常出现纽扣扣错、风纪扣未结、鞋带未系、帽子未戴等令人可笑的狼狈像。冬季出操往往是在零下20度的气温下进行，凛冽的寒风穿透了棉衣，冻得浑身发抖，大家就跑步、作操，直到身上出汗，然后再回到宿舍洗脸后去吃饭。吃饭没有饭厅，气候恶劣时就回到宿舍吃，一般情况下就在院子里蹲在地上吃。饭前先集合唱歌，然后解散吃饭。吃的是小米、高粱米、荞麦面，每周改善一次伙食，吃一顿馒头；每8个人一盆菜，主要是土豆、萝卜、白菜，至于来自鱼米之乡的南方同学自然是很不习惯的，但他们用“考验”二字来勉励自己，生活过得也挺愉快。1950年“三八”节这一天专为女同学改善伙食，做了许多肉菜，把她们集中到一起吃，男同学照样是炖萝卜，有些人看到女同学吃肉，不免馋涎欲滴。我们男同学知道有些女同学是不吃肥肉的，就端着碗等吃她们剩下的肥肉。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女同学把肥肉留给了男同学，使我们沾了光，大饱口福。
生活是艰苦的，然而精神是愉快的。入学后“第一课”是建校劳动，要把这荒凉的东山坡，建成美丽的校园。我们铲除了杂草，整修了一条条马路，把一块高低不平的坡地，建成了一个宽大的操场，命名为“八一”操场；把一条深沟填平，建成了篮排球场，统名为“大沟球场”。各中队、大队还在自己宿舍周围修建了篮、排球场和上军体课用的小操场。我们自己盖厕所，修猪圈，还帮助修缮队扛木料，运沙石，修建教室，修缮宿舍。经过几个月的建校劳动，使学校面貌大大改观。在劳动过程中手上打了血泡，肩被压得红肿，晚上睡觉时，痛得不敢摸，可是第二天照样抬土石，扛木头。在劳动中开展比赛，你追我赶，争先恐后，谁也不愿偷懒。为了配合建校劳动，还开展文体活动，校文工队（后改为文工团）演出话剧、歌剧，召开联欢晚会，演奏革命乐曲、歌曲。各中队每周都有文体活动，如开晚会、看电影、出壁报、组织球赛。中队开晚会由各组出节目，许多能人大显身手，北京来的周涉华唱京剧颇受欢迎，陈柱章多才多艺，表演个小节目常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看电影对我们来说既是一种娱乐休息，又是一种行军锻炼。学校的电影院是在距离东山坡八九里路远的大境门内，来往路上就得用一两个小时，每次去看电影都是戎装整齐，列队前往，多数是去一次看两个电影，有时要看到深夜，当返回宿舍时，已是夜间一两点钟了，当执行中队长宣布明天不出早操时，大家格外高兴。每逢节日（学校当时没有寒暑假）文体生活更加活跃，组织大型球类比赛和文艺演出，总政文工团等单位特意从北京等地赶来为我们演出，马玉涛、常香玉等都曾到校演出过。在开展群众性的文体活动中，发现和锻炼了一批优秀的文体骨干，如全军组建“八一”足球队时，我校有3人被选入队，足球名将国家足球队队长陈福来，“八一”足球队原主教练朱一先都是当年由本校学生中选拔去的。
每逢节日伙食也有所改善。1950年2月过春节，各组从伙房领来饺子馅和面粉，大家围在一起包饺子。南方的同学不会包，捏不拢口，结果煮了一锅烂饺子，大家自嘲而又自慰的说：“别看饺子破，吃起来倒很香。”有的说：“饺子煮烂了，吃了好消化！”就这样欢欢乐乐过春节，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使人们忘记了小家庭，连那几个娇嫩的女同学也没有一个因想家而哭鼻子的。我们洗澡、理发、洗衣服也形成了集体活动，各组都备有理发工具，同学之间互相理发。有些同学手艺相当高，可以根据不同人的脸型理出使你满意的发型，不过那时没有人敢讲究发型，怕受批判。校内起初没有澡堂，各组集体列队到市内一家浴池去洗，集体去的好处是可以互相搓背。我们不少人就是从那时学会了搓澡，至今仍颇有用武之地。利用星期天洗衣服，大家把水盆放在院子里洗，边说笑边洗衣，几个人合作，流水作业，既节约用水，又提高了效率，大家称之为“愉快的劳动”。
军委工校的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对我们这些刚刚参军的青年学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使我们不仅从组织上参了军，而且从思想上、感情上也开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了。在80年代的今天，我们不能要求当代的青年再过40年前的那种艰苦生活，但是那种团结互助，遵守纪律，勤俭节约，反对浪费的作风仍然是值得发扬的！
露天大教室
军委工校是依着山坡地形修建的房子，上上下下，高高低低，很不整齐。这些房子多是学生宿舍，少数是干部办公室。用来上课的教室很少。我们听课是在大操场，大家把它称做“露天大教室”。
在这个“露天大教室”里自然没有桌椅，每个人的双膝就是课桌。每人一个小马扎，这个小马扎的利用率最高，上课、开会、学习都离不开它。上千人坐在“露天大教室”里，排列得整整齐齐，纵横成行，除非统一休息，不然没有一个人随便走动，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不管风吹日晒，一个个低着头，手不停地快速做笔记，没有教材，全靠笔记，课后还要组织学习、讨论。个人自学和开讨论会都在宿舍，中队、大队集合开会都在院子里。当时物质条件很差，学习用品奇缺，就连学习必需的笔记本、墨水都难保证供给。笔记本是自己订的，订本子用的纸是学校统一发的，每学期每个人发几张（整张）单面油光纸或颜色发黄的单面草纸，自己裁开，装订成笔记本。半年的政治学习，有的同学竟记了大大小小10多本笔记。
对于这种艰苦的学习条件，尽管开始很不习惯，也有人情绪不高，但不久也都习惯了，而且感到挺有意思，并不埋怨，也不叫苦。原因何在？第一，大家都有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革命就意味着吃苦，革命不仅要同敌人作斗争，而且要同各种困难作斗争，这个道理是我们适应那种环境的精神支柱。第二，领导干部和我们同甘共苦，领导同志说：“现在比抗日战争时的艰苦生活好得多了。”虽然学习条件差，但环境是安定的，不用担心敌军的袭击。第三，困难是暂时的，随着全国的解放，生产的恢复，物质条件是会逐步改善的。
事实正是如此，大家动手进行建校劳动，后来又修复了一些教室，整修了马路，校园的面貌大大改观，学习条件逐步改善。例如每个学员不仅有一马扎，而且每人有了一把扶手椅，椅子的右面有一块伸出去的木板，可以把手放在上面写字。这种扶手椅，既是椅子，又可当桌子用，在扶手椅上写字就好得多了，因此，大家很喜爱它。转入文化和专业学习以后，一切学习用品几乎都由学校统一发给，各种笔记本，不但纸质良好，而且学校统一订做了一批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字样的、各种规格的硬软皮笔记本、保密本等。抗美援朝时期，全国人民慰问志愿军、解放军，我们都得到了一份慰问品——14K金的钢笔一支和一个专做的搪瓷杯。据说这种钢笔的价格比美国派克笔的价格还要高。钢笔对我们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学生来说，并不是什么十分稀贵的东西，但是对这支钢笔，大家把它当作珍品保存着，有的人一直保存了几十年，原因不在于它的价值，而在于它是一件具有政治意义的纪念品。
从 头 学 起
早在开学典礼之前，集中半年多的时间，学习政治，改造思想。起初，主要是学习时事政策，学习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他为新华社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白皮书》的评论文章。
从1949年11月起，在继续学习时事政策和毛泽东著作的同时，转入学习《社会发展史》（这是主课）和《论共产党员修养》等。这一学习步骤是为思想总结在理论上、思想上作准备的。如果说这一步和在此之前的政治学习是整个教学计划的第一步，那么思想总结就是第二步。
《社会发展史》是一门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课，我们对它是陌生的，从内容到方法都必须从头学起。
担任《社会发展史》的教员，主要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此外还有杨献珍、孙定国、王学文等，他们都是全国知名的学者。虽然当时物质条件差，教学设备简陋，同学们听课都坐在“露天大教室”，但是能听到这些全国一流的教员给我们讲课，大家都感到十分高兴。每次上大课时，学校都架起了喇叭，打开扩音器，台上摆上几张桌子。主持人多半是政治处主任贺伯升同志。贺主任是四川人，他是一个颇受大家尊敬的高级干部，他操着浓厚的四川口音对大家讲：“今天请艾思奇同志给我们作报告……大家欢迎！”艾思奇同志开讲了，他也是四川人，同样操着四川口音。他从生物的起源讲起，什么单细胞、三叶虫、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世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一直讲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将来的共产主义。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和基本常识，我们是无知的。在中学时，曾学过生物课，那是讲植物与动物的产生与进化，仅仅限于自然界，从不和人类社会挂钩。所以，不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更不知道未来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等等，因此对艾思奇等人讲的一套理论感到很新鲜。在学习方法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掌握社会发展史的基本理论，这一切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头学起。
从1949年到1988年已经39周年了。当年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如今已年近花甲。亲爱的母校，当年您所哺育的莘莘学子，遍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在这39年的过程中，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为我军的通讯工作、为教学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作出了贡献。他们之中有的已是副教授、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工厂厂长、主任、处长等，更多的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埋头苦干，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如今，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仍然继续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