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晋察冀军区无线电研究组

□　林 爽

1941年的春天，晋察冀军区正在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在前一次黄土岭战斗中，日本的所谓“名将之花”阿部中将被我军击毙在雁宿崖；1940年秋冬之际我军还发动了百团大战，华北日军被打得处于瘫痪状态，平汉、平绥、同蒲、正太4条铁路线都已支离破碎。战斗之后，我刚从1分区3团调到分区司令部工作还不到1个月，就又接到军区的命令，要从各分区调一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到军区司令部三科（即通信科）材料股无线电研究组报到，分区司令部决定叫我参加。我接到命令确实感到非常突然，虽然我早有想搞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夙愿，但怎能想到在战争的环境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去进行什么研究工作呢？就连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许多从敌占区流亡到晋察冀根据地的国际友人，对当时聂荣臻司令员的这一决定也感到惊愕，继而对聂司令员的高瞻远瞩，为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进行国家建设而培养人才的决策表示赞叹（见班威廉夫妇所著《新西行漫记》第84页）。

一、研究组的学习生活

从1941年3月研究组成立起到年底，各分区调来参加无线电研究组的同志陆续到达，共11人。组长张宾同志，副组长林爽同志，成员有刘兆生、常家明、潘家晋、张中甫、赵干青、史铁夫、刘坚、崔青吉、雷振武等9人。研究组成立了但没有导师，我们这些人中有大学生、高中生，有在电台工作过的，有根本还没有接触过无线电的。当时既没有导师也没有具体的研究课题，就是给我们研究课题，我们也无能为力。因为，有点儿文化和有点儿理论知识的却没有无线电的实践经验，而有点儿实践经验的却缺乏理论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是学习和调查研究，学习无线电的理论和实践（参加无线电收发报机装配的辅助工作），调查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和怎样去解决。这时我们还办了一个油印的无线电月刊，从各分区电台征集稿件，我们自己也撰写一些稿件，并在月刊上答复读者提出的一些问题。除了这些工作之外，个别同志还担任当时训练队高级班的物理课和数学课的教学任务，加上日常的战斗（反“扫荡”）和劳动，生活还是蛮紧张的。这就是研究组初期的情况。

1941年秋季反“扫荡”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有些国际友人在我党的帮助下从平、津陆续逃出敌占区到了根据地，有知名的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班威廉教授和他的夫人，有经济系的讲师林迈可先生和夫人，另外还有两个法国记者，一个美国银行资本家，一个德国资本家的女儿，一个荷兰商人和一个奥地利医生。聂司令员恳留其中的班威廉教授和林迈可先生作我们研究组的导师。为了恳留他们，聂司令员邀请他们参观边区各方面的建设，参加边区的一些活动。为了给他们创造进行学术研究的条件，当时曾派人去平、津搜集研究的资料和书籍（当时班威廉教授正在进行超低温液氦的物理性能的理论研究），并搜集一些大学教科书为研究组教学之用。他们在聂司令员的盛情邀请下，欣然同意了留在根据地作我们的导师，给我们讲课。1942年3月除研究组全体成员外，还扩大了一些同志参加学习。除原来11人外，又有陪同班威廉教授夫妇和林迈可先生夫妇而从平西到晋察冀的王士光同志和在晋察冀军区无线电训练班担任教务主任的韩克树同志参加了研究组，这时研究组共13人。我们这些同志里，王士光同志的水平最高，他到晋察冀军区后担任三科的教育股长，在这次学习中实际担任了班威廉和林迈可先生的助手，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也很多。除王士光、韩克树外，另有当时在军区和边区政府里从事无线电工作的顾宗直、吕进、郭超凡、张锦文、李雪、郑凯、李建民等7同志参加。这些从工作岗位上来参加学习的同志，因工作需要不久就陆续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了。1943年春天晋察鲁豫又派来5位同志参加学习，他们是韩黎、吴本毅、吴立中、张芝荪、刘一青，另外还有金鑫同志（来的时间比上述5位同志略早一些）。此时研究组正式改称高级班，这样前后共26人参加了高级班的学习。中途退出学习的除前面7人外还有雷振武同志，其余18人基本上坚持到底，但其中张宾、常家明、刘坚、张中甫、吴立中在1943年底因工作或身体等原因也先后离开了高级班，到工作岗位或去延安大后方。由于入班时间早晚不同和外语水平、文化水平的不一致，学习进度不能完全一样，于是分成甲、乙两组。甲组由班、林先生直接授课，并参加班、林先生的考试；乙组由王士光、韩克树、林爽等同志辅导，刘兆生同志是乙组的组长，他也给乙组进行辅导。有8人只参加甲组的学习，即：王士光、韩克树、林爽、金鑫、张中甫、张宾、刘坚、常家明。另有5人既参加甲组学习也参加乙组学习，即：刘一青、吴本毅、张芝荪、史铁夫、崔清吉。这样甲组共13人，乙组共10人（其中有4人也参加了甲组学习）。甲组13人中有3人（张宾、常家明、刘坚）因提前离班未参加考试。

学习的课程是：甲、乙组的必修课有大学数学、高等物理、电工原理（交流及高频）和无线电工程等4门课程。选修课有高等数学、高等电磁学、光学、天线理论、量子论、相对论，后两门课程未讲完，没有进行考试。参加选修课的共4人，即：王士光、韩克树、刘兆生、林爽，每人选1～2门课程。

学习的全部时间共用了两年。除在反“扫荡”的最紧张时刻外，都一直坚持上课。学习的进度比较快。因为这是党给我们的唯一任务，所以尽管我们的水平参差不齐，许多基础课程已丢下了三四年之久，但大家都努力勤奋苦学，学习成绩都是很好的。我们学习成绩越好，他们两位老师越是高兴，越增添内容，加快进度。我们也总是努力跟上，从未要求放慢进度。这使班威廉教授深深感到惊诧。因此，他曾问我们：“怎么好的学生和人才都到八路军里来了？我在国民党区教学很久，为什么没有遇到这样好的学生？”后来他知道到了抗日根据地去的都是追求真理的有理想的革命青年。我们的学习都是有目的的，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学，为了全国解放以后进行建设而学。这既是当时的任务，也是我们的理想。

班威廉教授为了更深入地认识抗日民主根据地，经常晚饭后约我们和他们夫妇一同散步，一方面锻炼我们的英语，一方面要我们陪他们深入到群众中去，到农民家中去作调查研究，我们同时就当他们的翻译。交谈中有时也互相了解各自的身世。通过这样的活动，互相了解得更多了。他们对根据地更加了解和热爱，他们的思想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他们曾和一个放羊娃的家庭认了干亲，经常去串门。他说他小时候英国的农民生活也很苦，耕种的方法也很落后，那时他看过用木犁耕地。他也曾谈到自己的身世，说他的家庭在英国算是比较贫苦的家庭，而在英国等级观念是很厉害的，只有贵族才有地位，像他这样虽然经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学位并已经成为教授，但在英国仍然受到排挤，他的论文英国不给发表而是在美国发表。英国的名牌大学不聘请他当教授。他羡慕美国比英国自由，向往美国。经常的谈心使师生关系很融洽，在圣诞节时他请我们去作客。他对教我们这些学生很得意，也就尽量把知识传授给我们。

我们的学习成绩比较均衡。除每个同志的自觉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采取互助的措施，成绩好的同志帮助水平稍差的同志，进行课外辅导，直到完全弄清楚了为止。

在两年的时间内，敌人进行了两次“扫荡”。在反“扫荡”中我们也坚持学习。在转移中短暂驻留，只要第一天住下，第二天就开始学习。有时敌人空袭，就在村外树林中挂上黑板进行讲课。1943年在反“扫荡”时形势比较紧张，我们在敌机的轰炸干扰下仍坚持在树林中上了班威廉先生的最后几课。这次反“扫荡”虽然比1941年那次要轻松些，但对他们来说，比起过去大学教授的生活就不知要残酷到什么程度了。在反“扫荡”的中期，班威廉先生的健康状况明显下降，林迈可先生还能坚持。这样在1943年反“扫荡”后期，在班威廉夫妇的要求下，聂荣臻司令员派部队护送他们去了延安，然后又取道重庆离开了中国。

他们在根据地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教学之外，还把这一段的经历和调查的各方面资料，每天都写了日记，准备回国后写一本书，取名《龙牙》。后来我们看到了这本新书，书名叫《新西行漫记》。林迈可先生比班威廉先生身体好些，对艰苦的环境适应程度要快一些。他在反“扫荡”之后继续留在根据地给我们讲无线电工程。无线电是林迈可先生的业余爱好，他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较为丰富。他对改造晋察冀无线电台方面提出很好的建议并指导了这一工作，对晋察冀无线电台的技术改造作了有益的贡献（关于这个问题下面再写）。

1944年4月，我们的无线电工程课讲完了，林迈可先生也要求回国。聂司令员又派了部队护送他通过日军的封锁线去延安总部，但在过封锁线时被日军发现，在掩护林迈可先生平安脱险时，我们牺牲了一个班的优秀战士。以后林迈可先生在延安又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经重庆回英国。全国解放后他曾多次来我国访问。

二、晋察冀无线电通讯的技术改造和技术教育

无线电研究组成立之初，顾名思义，它的任务应当是对无线电技术的研究和对这方面进行改进，可是我们当时理论和实践的能力都与完成这个任务有很大距离。这个任务的完成实际是在王士光同志和班威廉教授、林迈可先生来了之后才真正开始的，在这之前仅做了一些很少的工作。在他们来了之后，我们经过学习掌握了理论，并参加了技术改造工作的实践。在他们离开之后，我们才在通信战线各个方面陆续做了些技术上的改进工作，在教育战线上培养了一些技术人员，现将简单情况写在下面。

1.波长曲线表的建立。研究组成立时，当时除自己学习和出版月刊外，也对当时的电台做了一些了解工作。这时我们还没有专业的知识和经验，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电台装配好之后，对每个电台只给了他们使用的波长在刻度盘上的度数，而没有波长曲线表。当使用的波长改变较大时，就要到军区重校一次。我们发现后就建议给每部电台配一个波长曲线表。看起来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在当时也是一种改进。

2.对发射机的改进。原来我们电台用的发报机是哈特莱式振荡器直振输出，电子管是用直热式的管子。这种发报机频率极不稳定，直接受天线的影响。在天线受风吹动时，频率也跟着变动，因此频带宽，工作时对别的电台干扰很大，输出效率既低且不稳，输出调的过大有停振的危险。

林迈可先生来了之后，经过一段了解，提出将发报机改为主振放大式的线路。在改装过程中他给以指导，由王士光同志来实现这项工作。王士光同志在白区时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学生，在无线电的理论和技术上都很有造诣，是我们中间的佼佼者。在他的组织安排下，当时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顾宗直、吕进、郭超凡、邱德中等）都参加了装配试验工作。在试验取得结果后进行扩大电台的改造时，我们研究室的同志也都参加了。

在开始做主振放大机时，用缴获日军的石英片做振源。但在改装更多的电台时，没有那么多石英片，振荡级就直接用普通的振荡线路（这时电子管已改用傍热式的6V6和6L6等管子）。这种改变由于前级不是晶体振荡器，它的频率受放大级负荷的影响，虽然它的稳定比直接用振荡器输出好多了，但终究也还是有点儿不稳定。为解决这一问题，最后选用了电子交连（耦合）式电路的发射机。这种发射机振荡和放大之间的耦合是靠电子流实现的，电子流是受帘栅的电压控制时，而帘栅是作为振荡器的“屏”（板）极，因此负荷对振荡器本身几乎是没有影响的。这就解决了不用晶体而又能使频率稳定的问题，同时还节省了一个管子。

为了使输出能得到最好的匹配，将天线也作了改进，采用兀式电路的天线耦合装置，这种电路调整起来比较麻烦，后又改进在蓄能回路上用抽头解决匹配问题，这样既避免失谐造成管子的损失，又能有最佳的匹配输出。这种改进的机器，后来在抗日战争后期，直到自卫战争时期在晋察冀军区和华北军区都是很流行的。

在进行这样的技术改造时有两个问题还是应当说一下：一个是这个改造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新机器固然比旧机器有很多优点，但人们不认识它，使用起来不习惯，嫌麻烦，调整的程序增多了。过去用哈特莱振荡只定一个度数就行了，现在主振级、放大级、天线耦合要调3次。接收信号因频带窄，虽然声音好听，但要细心调，否则一滑而过，因而在传统的习惯下都不欢迎新的机器。为此军区开办了高级班，对电台的台长、队长、报务主任进行了轮训，对新机器的原理和调整方法，进行了学习，然后带着新机器回去，这一新生事物才推广开来。由此看来先进代替落后也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当遇到阻力时，甚至想放弃改革。而坚持改革，采用办高级班培训干部的方法使这一改革得以实现，这应归功于当时通信业务部门的领导钟夫翔同志。

另一个问题是在装机器的过程中对电子交连式的发射计算公式的推导、性能参数的确定、调试程序的制定等等主要都是由王士光同志提出并传授给大家的。这不仅在当时甚至现在也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因为在所有无线电工程的教科书中只讲了3类放大，都没讲电子交连式的设计方法。在业余杂志上只介绍线路和一般调试方法，把这些业余的作法经过科学的设计并通过试验证实了设计，再将它定出规范来，并将这一成果推广到整个军区的电台，确实不是简单的事情。以前振荡线圈的中心抽头只凭经验试着定，输出电流的大小是个大致的数。天线的总阻和输出总阻也不是完全匹配，输出功率也不很准确。现在各个元件的制作、选用的标准和电子管电压电流的参数和输出功率都经过计算、试验、测量、调试并总结出一套公式、图表、程序、规范和制度，这些应归功于王士光同志。

3.对接收机的改进。研究组对当时的再生式三管机也作了改进，少数中心电台改为超外差式的，并改用花生型的小管。多数的改成不调整高放和调整高放式的。为了节约电源（当时都是用干电池，而当时干电池都是从敌占区买的），增加电池的使用寿命，每部机器都作低电压情况下的工作试验，保证在电池用旧了的时候仍能工作，直到电池接近耗尽时为止。

4.1944年4月，林迈可先生走了之后，研究组的成员分到各地区各部门去工作了。王士光同志和晋冀鲁豫来的5位同志回到晋冀鲁豫去工作了。常家明、刘兆生、潘家晋、史铁夫、赵干青等后来又回到军区做了一段教育工作。1946年我们从张家口撤退的时候，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从国民党地区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其中无线电工程及通讯方面的人才也都先后调到无线电训练大队工作，他们是郑还、陈平、虞征、黄振翼、葛彦、高泰，还有随刘善本同志起义时飞机上的电台工作人员。随着形势的发展，在1947年将无线电训练大队改为晋察冀电讯工程专科学校，后在1948年又与晋冀鲁豫和延安通校合并扩大为华北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为了迎接全国解放，部队需要大量的通讯人员和一些工程技术人员，用传统的训练方法不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因为那时训练报务员，一个学员就需要一个振荡器，而每个振荡器需要一套A、B电池和一套元器件。虽然这些电池都是电台上用旧替换下来的，元件也是装机剩下的不合格的元件，但成百上千套的也没有。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将音频振荡器加功率放大级做信号源，这样一个振荡器可供一个班甚至一个队使用。每个学员有一个电键、半副耳机就行了。这样在全国解放前夕，华北电专培训了大量的报务人员，前后不到1年时间里培养了1000多人。

在解决报务人员的同时也培训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办了工程班（相当现在的大专水平）和机务班（相当现在的中专水平），共培养了100多人。解放战争的后期，这批学员分配到全国各地，为解放事业和全国解放后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他们的力量。

华北电专在全国解放后发展成为现在的西北电讯工程学院，韩克树同志一直在该院担任教学领导工作，为国家培养通信工程技术人才做出了贡献。

5.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的建立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接替工作。

第一次解放张家口之后，我们接收了日本人在宁远建设的10kW的蒙疆广播电台和10kW以下的若干通信发射机。我们利用这个广播电台改为晋察冀的新华广播电台。在张家口撤退时我们将300W以下的备用小发射机带走了（当时在用的大发射机因保证与延安的通讯联络到最后一刻来不及拆迁）。回到了根据地之后，利用了两台日本的300W小发射机的架子，由林爽、郑还、陈平、赵洪正等同志重新设计改装成一个1000W的广播电台作为晋察冀的新华广播电台的发射台，后来延安撤退时曾通知晋察冀，拟用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接替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以免中断广播，影响中外收听。后来因晋冀鲁豫军区从国民党那里缴获了一部美国电台，经王士光、吴本义等同志改装调整后质量较晋察冀的电台更好些，这一任务就改由晋冀鲁豫的广播电台担任了。

三、结　束　语

从晋察冀军区一个小小的研究组的诞生、发展和后来研究组成员所进行的一些工作和它所起的作用，可以看出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同志的远见卓识。在当时那样的艰苦环境里，他就对祖国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准备，对科学技术积极倡导和关怀支持。全国解放后，他最初主持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委的工作，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开辟了我国航天、导弹、核工业等事业。他是这些事业的奠基人。在这些事业中他又培养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科技干部。在十年浩劫中，他还保护了不计其数的科技骨干。在这些领域里，凝聚着他老人家多半生的心血，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回忆晋察冀军区无线电研究组的历史时，不能不激动地联想起这一切，成绩都应该归功于我们的党，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此稿经刘兆生同志审校）

选自《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