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校的学习与生活

——几位通校学员的回忆

薛希仁（原五系副主任）：

1935年，红军打下延长以后，缴获了一部电台，吴泽光参加了红军。开始因只有一部电台，只能听新闻，当时叫“广报”。后来吴泽光建议办个训练班，最早来的是李洁逵等4人，编为1班。我和刘克东、马六（马鹤鸣）来了以后，叫2班。不久，红25军在徐海东同志率领下从陕南来到陕北，他们也有一个无线电训练班，有10多个学生，于是和我们编在一起。因为他们已经学过一段时间，所以与我们的进度不一样。

到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了瓦窑堡，中央军委通校在曾三同志带领下，随党中央一起到了瓦窑堡。通校学生在长征中大部分毕业了，只剩下校部及几个学生，身体十分虚弱，走路都摇摇晃晃。他们与我们编在一起叫3班，我也编到3班。因为我学得快，我又随2班毕业。当时3个班叫1个排，排长叫俞占鳌。

从中央通校到陕北后，我们陕北无线电训练班的名字就取消了，因为我们已并入通校。长征过来的同学，经常生病，不能坚持上课，有的随第4、5期毕业。他们没有见过大雪，开始很高兴，但很快手脚都冻伤了。部队没有棉衣，打土豪时搞到一些花花绿绿的衣裳，大家不愿穿，但是为了防寒，经过动员还是穿上了。大家学习十分紧张，即便如此，周六下午还是去帮助红军家属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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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可曾（50年代我校副政委）：

我是在通校办到第9期到延安的，开始我在校部工作，不久校长吴泽光找我谈话，让我去筹备第11期同学入学准备工作，并且让我当队长。不久新生到校，叫1队。过了些日子，第12期同学到校，叫2队，两个队同时在校学习。1队学员是从前方调来的指战员，二队学员是从边区政府调来的。

学校于1938年从延安迁富县东村，起程那天是3月12日，正值孙中山诞辰，满街贴满标语。以后第13期同学到校，这一期都是从大后方来的知识青年，文化程度高，人数多，在督河村编为3队，我任队长，指导员是张兴胜。1939年我调到马列学院学习，后到新华社工作，从此离开学校。到五十年代，我又回到学校任副政委。

黄达（原1020所所长）：

1945年秋，我到延安通校机务班学习。当时部队有一些美制先进的VIO1等型号收发报机，需要培养一些懂原理能维修的工程技术人员。我虽然搞通信多年，对这种先进的设备还是陌生的。孙俊人教无线电原理以及发报机的原理及线路，傅英豪、唐旦夫妇教英语，因为大量资料是英文的，不进一步提高英文水平，看不懂线路图。孙是上海交大毕业的，傅、唐是清华毕业的。

在学习期间，正值8.15日本投降，同学们高兴极了，盼了8年，终于看到日本投降这一天，大家敲锣打鼓到延安游行。当晚，延安举行火炬游行，同学们没有布料做火炬，就把十分珍惜仅有的几件衬衣，拿出一件来浸上油当火把用。当晚，延安市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一个个脸上挂满笑容。对于我们这些外省人来说，怎么也控制不了内心的激动之情。几十年过去，每当想起那些日子，仍然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