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军委通信学校教员的前后
□唐英洛
【作者简介】唐英洛，南京市人，1918年生。1938年在军委通校12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联司通信队教员、晋绥军区实验室主任、南京720厂副厂长、总工程师、兰州914厂副厂长。现离休。
1938年春，我一个人从武汉经西安到延安。到延安后，我希望到通信学校去学报务，就直接去了富县东村的军委通信学校。不久，军委三局王诤局长带领从陕北公学、抗大调来的60名学员，也来到东村。
5月份，第12期开学，学员就是我们这六十一二人。王局长带来的这部分同志，一般都有初中、高中程度，大部分还在陕公、抗大学习过一段，其中还有两个（涂光大、翁廉）是学过报务的，留下来当报务教员。
12期开学后，11期还在校。这时，全校编了两个学员队，12期的是1队，队长杨迪哲，教育主任王曙；11期的是2队，队长张可曾，教育主任申仲义。
我们12期这个队，按文化程度高低分为3个区队，也就是3个班，叫甲班、乙班、丙班。甲班的电学教员是陆亘一，乙班电学教员是周建南，丙班电学教员是孙俊人。他们3个都是大学生，1937年进马列学院学习过。报务教员有翁廉、涂光大、严东生、雷振歧、雎洪杰。
富县东村，在陕北的塬上，水井深几十丈，打不上水，洗衣服要跑几里路到沟底下去，生活、交通很不方便。后来，通校就迁到富县督河村去了。
1938年7、8月间，11期的学员毕业了。其中比较出名、学得好的代表人物是韩氏兄弟韩古农、韩诗农，古农为兄，后改名王进，诗农为弟、后改名林烽。他俩在通校，在三局搞训练、编教材、编《通信战士》，在通信工作上作出过不小贡献。另外，还有马锦帆、梁立波等几个，也是学得比较好的。
12期的学员学习了6个月，于11月就毕业了。我在12期甲班，比一般的学员理解得快一点，学得好一点，在学习过程中，就一面当学员，一面帮助丙班的一些跟不上的同志补课。因此，在毕业时就把我留下来当教员了。因这时学校扩大了，需要干部。同时留下的还有贾风阁、吴兴，后来在13期当区队长。
1938年11月，第13期在督河村开学。这一期是军委通信学校校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期，学员分5批先后到校。第一批到校时，12期的学员还没有毕业。这一批共有十来个人，其中有我的3个表弟李潜修（现名李力）、李重炎（现名李仲严）、李重秀，还有学校里的文书李兆吉。第二批是抗日前线的一部分老通信战士留在后方的妻子或对象，共十五六人，编成一个班，就叫抗属班。第三批是从陕北抗大来的，就是秦岩同志那一批，共五六十人，绝大部分是女的。第四批是从南边陕公分校看花宫来的，有胡彬、曾宪静等五六十人，主要也是女的。第五批是从抗大职工大队来的，都是男的，约五六十人，其中有张正沧、周维希等人。这几批当中，从抗大、陕北公学来的绝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从抗大职工大队来的有一部分是学生，一部分是工人。这一期的学员编了3个队，抗属班和抗大来的编为1队，队长杨迪哲；从抗大职工大队来的编为2队，队长孙有余；从陕公来的编为3队，队长张可曾。1队、3队为女生队，3队里有一个男生班，其中有杜智远、梁彦等人。
13期的学员多了，教员也跟着多起来。现在记得的教员有：张立中、唐英洛、周建南、孙俊人、孙有余、孟贵民、雷振歧、严东生、洪杰等。学校里把教员组织起来，成立教员班，由王曙当班长。教员也要学习，就由孙俊人当教员班的老师，此后，我们一直把孙俊人同志叫“老师”或“孙老师”，叫王曙同志为王班长。
1939年上半年，国民党搞第一次反共高潮，封锁边区，不给我们粮食吃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校迁到保安，分住3个地方。校部和1队住一个村，在中间；2队住一个村，在西边；3队住东边靠县城较近的地方。3个队一边学习报务，一边开荒，主要是开荒，地种上了，再学习。5月底，13期的李潜修、李仲严、李兆吉等人第一批在保安毕业。到7月间，形势比较紧张了，上级决定通校搬回延安，准备东渡黄河到晋察冀边区去。通校到了延安，集中住在清凉山附近的东关。周建南、孙有余、罗沛霖几个高级知识分子，都到大后方工作去了。以后形势稳定下来，通校就留在延安，在城西的川口又重新扎下了根。
通校原来在富县的东村、督河村，后来迁到保安，这些地方离延安总部都比较远，又不通电话。为了和军委三局取得联系，通校有一部电台，报务员就是吴校长自己。到保安以后，我留校工作，就接替他当了这个电台的报务员。我除了每天下午3点联络一次以外，到晚上还要抄新闻。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连报纸都很难看到，就由我负责每天晚上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语言广播纪录新闻，供领导同志参阅。
我在通校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39年7月到延安清凉山新闻台，就是新华社发新闻的那个6分队。台上共有4个人：睢洪杰、我、沈毅力、叶晋芝。1940年，6分队从清凉山搬到肖庄。这时，通校13期的学员快毕业了，军委三局在延安成立了几个新的电台分队（3、4、5、6、7、8、9分队），安置部分毕业生。我奉命筹备成立3分队，后来这个电台附属于通校，我随电台于1940年4月回到通校。3分队（XT8B）当时的联络对象是西安办事处（XT8J）、重庆办事处（XT8K）、晋察冀办事处（XT8A）和友军邓宝珊部。
13期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在保安时就学完报务，有一批学员毕业分配走了。到了延安，补了补课，又有一批调到军委二局（现总参三部）去了，其余的有个别人去前方，大部分留校进一步学习电学、机务，着重打好通信机务技术基础。留校深造的这个班，就叫做13期高级班。这个班的学员，在校学习了将近两年，直到1941年5月，我记得是“五四”青年节的时候才全部离校。
1941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为了适应反攻阶段新形势的需要，军委三局决定由通校培训一批红军老通信战士。这些老同志，年龄都不大，只有二十几不到30岁。他们大多数是红军在长征以前，从各苏区根据地，抽调一些13到15岁的司号员、通信员培训出来的。他们土地革命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中做出过贡献，在当前的抗战中又担任着各大区的电台队长、报务主任。1941年下半年，抽调了十五六位这样的老同志，其中有黎东汉、龙振彪、徐明德、田宝洪、严成钦、江涛、刘泮林、何祥昆、孙勇、冯云卿、徐定选、邓国军等人，办了一个干训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文化基础和电学基本知识、机务技术。因此，在这个班任教的教员都选的是比较得力的，有孙俊人老师、申仲义和我，孙老师讲电学，我讲数学。除了文化课和机务技术课以外，还由学员们自己搞点报务英语和收发报技术课，起个复习作用。这个班学习的时间不长，不过半年。这批同志经过革命战争的长期考验，感到欠缺的就是机务技术。经过这次培训，就为他们在抗战后期以及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打下了基础。这些同志毕业后，有的回到前方；有的就被分配到军委各电台分队当队长，像孙勇在4分队、冯云卿在7分队，都是队长。现在，这些同志有的还留在军队里，转到地方的都是一些大工厂的厂长、党委书记，或者是研究所的所长。
1942年，通校还办了一个有线电干训班，有三四十名学员，主要是三局电话队的红军电话员。现在的邮电部副部长李玉奎，当时是三局电话队的队长，队里有哪些人去学习，他可能还记得。我也给这个班讲课，讲电学常识和数学。
当时有个口号：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我这个知识分子怎么化”？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在日常生活中，这两个干训班和13期抗属班的红军老战士，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帮助。
办无线电干训班的时候，我还在3分队，除了在电台上工作外，还兼教干训班的数学课。后来，通校要办14、15期干训班，学员越来越多，教员很缺，上级又要我离开电台返回通校。那时，通校已有部分同志像申仲义、张立中等调到军委三局通信材料厂去了，张立中原来负责的学校实验室的工作，由我接替。我就一方面当教员，一方面管实验室。
搞训练要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延安那时的艰难条件下，像电学这样抽象的理论，怎么结合？这就要求通校有个实习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实验室。实验室的主要任务，一个是保证实施教学所需的器材，一个是保证学员在教学过程中按教学计划的规定进行实习所需的器材。例如，开始进行欧姆定律的实习，要搞些电阻、电池串一串、并一并、变一变让大家看看；讲到发电机，就把旧的马达拆开，当场看一看各部分的结构；讲完了收发报机，就让学员动手装一部看看。这种办法，从11期开始一直坚持到最后。不过，正式成立实验室是在12期，因为那时的器材已经多了一点，有了必要的条件。实验室的器材，大部分是电台上换下来的旧机器零件，电池是买的，B电是实验室自己组合焊接的。有些新机器来了以后，分析研究工作也由实验室负责。实验室搞出一些有点儿用处的东西，就交给通信材料厂生产。实验室的负责人，开始是申仲义，后来是张立中，再后来是我。
通校第14期于1940年开学，1941年毕业。学员有胡彦斌、塞飞等人，我在这一期教数学和报务英语。第15期于1941年开学，1942年毕业，学员队的队长是柳仁甫（他的爱人唐静就是这一期的），我教报务英语。15期以后，还从青训班调来一批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其中有司芒、戴冬、苏冶、博民、黎沱、李敏等人，成立了一个班。从此，叫第几期就分不清了。
1941年，吴校长去中央党校学习，走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吴校长走后，由学电机的日本留学生程明升同志接任校长。这时通校的教务主任是孟贵民，教员有张立中、翁廉、严成钦、李潜修、费敦仁、黎沱。
在这里，我想专门说一说我们的校长吴泽光同志。我到通校时，他就是校长了。这位同志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却一点也不摆校长的架子，对人非常和气，办事非常泼辣，吃苦耐劳的精神就跟老红军一样。他很有才干，在教学上，他不仅担负讲课任务，还亲自编写教材，像电学、报务英语等课本，都是他编的，我就是根据这些课本进行教学的。他尽力研究通校的教学计划、教学方法，对知识分子怎么教，对非知识分子怎么教，他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很好的实践经验。在生活中，他无论和教员还是和学员，都能打成一片，共同唱歌、跳舞、演戏、打排球，十分融洽。我当学员时，他就是校长，我们两个就同台演出过，我演日本兵，他演日本军官。13期学员在毕业典礼上演出四幕话剧《群雁乱飞》，他也参加了，扮演剧中的大少爷。他还创作了我们通校的校歌。很可惜，他到晋冀鲁豫以后，因牙病恶化而过早地逝世。他是我军通信战士中比较杰出的人物，是值得回忆的。
选自《通信兵回忆史料选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