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委通校到电台五分队
□张正沧
【作者简介】张正沧，山东淄博人，1921年生。1938年入抗大学习，第二年到军委通校学习，毕业后历任报务员及队长、晋绥时报和新华社吕梁支社电台报务主任、西北军区通信处工程处长、兰新无线电厂副厂长、甘肃电子器材公司经理等职。
我到延安以后，进了抗大，编入职工大队。这个大队的学员，全是铁路工人、纱厂工人，其中同蒲铁路的工人比较多。1939年1月，由职工委员会挑选政治上比较好的同志去通校学习，我就是这样到通校来的。那时通校在富县督河村。我们这一期是第13期，编了3个队。1队有1个区队的男生，两个区队的女生。2队全是男生，我们职工大队去的人都编在这个队。3队除了1个班男生外，其余全是女生。
在督河村时，学员没有凳子，没有桌子，可是抄报非要桌、凳不可，于是，每人1个木墩子，就算是凳子，把木板往砖垒的台子上一架，就成了桌子。在这样的条件下学报务，同学们的情绪仍然很高，学习成绩也不错。可就是连这样的条件，也没有维持多久。由于国民党派遣特务到通校捣乱，又断绝粮食供应，我们不得不离开督河村，向陕北保安（今志丹）转移。
路过延安时，在八路军大礼堂听了毛主席讲话。他说：孙悟空一蹦十万八千里，你们比孙悟空还厉害。孙悟空还得蹦，你们手这么一摁，何止十万八千里？毛主席精辟而又风趣的比喻，对大家的鼓舞很大，使同志们更加坚定了克服困难、完成学习任务的决心和信心。
到了保安县，校部和1队驻一个地方，我们2队驻柳家坪。刚到的时候，只有队部的3间石窑洞好一点，其他的都是快要塌的土窑洞，没有窗，也没有门。我们就自己动手，把窑洞整修起来。这时，国民党已经开始封锁边区，给八路军的军饷也只象征性地发一点，实际上等于中断了。学员原来每个月有1元的津贴，还可以买双草鞋穿，现在只有自己动手打了。我们要生存，要完成学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自力更生，去开荒、生产。我们2队的开荒任务是70多亩，队长王林把22位老弱残疾者留在家里，只派我们52个身体比较棒的同志上山。留家的同志把饭菜准备好，水也准备好，大家劳动回来时，就能吃得上、吃得好，休息得也好，因而情绪非常高。开荒任务完成后，王队长写了一条标语：52等于74，意思是74个人的任务52个人完成了。这条标语给大家的鼓舞很大。74个人的任务52个人完成，确实不易呀！王队长既是行政领导，又善于做政治工作；既能以身作则，又很有办法。
1940年，国民党已经完全用重兵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同时边区又遭了旱灾，通校在保安县呆不住，奉命转移到延安。因为驻延安的机关多、部队少，所以又叫我们准备由边区向华北根据地进军。党中央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后，情况变得比较好一点，又加上下了一场好雨，于是就把通校留在延安，驻在军委三局当时的所在地附近的川口。到了这时，伙食供给已经中断，1块钱的津贴也发不出来了。怎么办？还是得靠自力更生。那时已经过了7月，季节比较晚，只能种点小白菜。小白菜加咸盐水当菜吃。到了冬天，没有鞋，也没有袜。同志们把从家中带来的被子、毯子剪了缝成袜子，布条就打了草鞋。我们还上山砍柴，上山时还好一点，下山时背几十斤重，两条腿实在是支持不住。自己做的袜子又不结实，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下子就豁开了。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通校的同志们坚持下来了。那时，校里的各级领导，从中队长到校首长，都很会做政治工作，能够以身作则，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带领大家想办法克服。这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无往不胜的支柱，就是到现在也不能离开它。在强调经济效益的今天，仍旧要发扬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否则，要圆满完成学习任务是困难的。当年，在那么困难又有敌人策反的条件下完成学习任务，靠的就是政治工作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一点给我的印象最深，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在那艰难的历史岁月，谁要是意志衰退一点儿的话，那早就脱离革命队伍了。通校是这样的艰苦，国民党又是那样的尽力策反，要顶得住也确实不易呀！国民党特务就在周围活动，说是：你们走吧！到了那里，给你们挎小刀（指成仁剑），给你们当军官。他们以为我们的同志经不起诱惑，会上钩的。通校的同学以自己的行动，对国民党的卑鄙行径作出了响亮的回答。在督河村时，胡玉梅和何真两位同志（现均在总参三部），看透了特务的阴暗心理，用计谋把特务抓住了。
我在13期初级班毕业，接着进了高级班。办高级班，是为了培训做地下工作或到敌后打游击的无线电通信人员。办法是从初级班毕业学员中挑选比较好的，在机务方面深造一下，要求学会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修理、设计和装配，到了敌占区，买点零部件就可以自行装配。这时，王诤局长亲自给我们讲课，另外还有孙俊人、陆亘一、王曙等几位任教员。
在高级班毕业后，我被留在延安5分队。一起工作的有王钦才、毛良初。大概过了半年，把我调到8分队。那时，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各单位都种了些地，搞生产，生活就比较好了。1个电台分队，连摇机员、报务员算在一起，总共不过二三十人，但文化生活却活跃得很。每次晚会，一上台就是十几个人，台下没有几个人，其他电台的人就来助兴。物质生活好了，文化生活活跃了，大家的精神面貌也就好了。
选自《通信兵回忆史料选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