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委通信学校学习的日子
□李力
【作者简介】李力（原名李耀渲），1916年生。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报务员、电台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电台中队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电务科长、电办主任、报务大队长。建国后，任中南空司通信处政委、空军第四速成中学政委。1962年因病离职休养。
1933年3月，红一方面军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我们红五军团参加著名的东陂、黄陂战役后，便在江西宜黄县境内的农村休整，忙着祝捷、庆功和总结工作。当时，我在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队任宣传员，正和队里其他同志一起编排文艺节目。突然，队长贺东潮同志叫我，说：“李耀渲同志（我当时的名字），刘伯坚主任要你立即到军团政治部去一趟。”刘伯坚同志是我们军团的政治部主任，找我去有什么事呢？到了军团政治部，刘伯坚同志简单地问了我的家庭情况、文化程度及参加红军的经历，然后说：“军委办了个通信学校，要抽调一批政治可靠，又有一定文化的红军战士去学通讯技术，军团政治部经过研究，决定调你去。”军团首长这一番话使我感到有点突然。参加红军3年来，我一直在战斗部队里，从来没有想到过进学校学习。另一方面，我从小家里贫穷，一家8口人只靠父亲种田为生，虽然全家人省吃俭用送我这个“长子”念了几年私塾，但是后来终因日子过不下去而辍学了。就说那几年私塾吧，也只是老先生要大家咿咿呀呀地背几句“子曰、诗云……”，哪里谈得上有多少文化呢！我脑子里正翻腾着这些念头，刘伯坚同志却像看透了我的心思，继续说：“就是文化低点儿，也不要怕，有什么困难能难倒我们红军战士呢？”稍停一下，他更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我们的队伍已经发展壮大了，指挥作战，传递命令，了解情况，光靠通讯员两条腿跑已经不行了，要靠先进的通讯工具。有了先进的通讯工具，我们指挥作战才能眼亮耳敏，就更易取胜！”首长的话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我，使我浮想联翩。当时我虽未与电台打过交道，但多少知道一点通讯工作的重要性，我们有的战役，就是因为缺少现代化的通讯工具而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说红军是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机体的话，那么军事通讯工作就是他的传感神经，这一机体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斗作用，就必须要有反应敏捷的神经系统。而当时红军的通讯工作还很落后，电台很少，除军团领导机关有电台外，部队基本都靠通讯员传达命令，传递情报，这是多么亟待解决的问题啊！想到这里，我站起来充满信心地表示：“我一定不辜负军团首长的期望，坚决完成任务！”
随后，我便背负着军团首长的殷切期望，怀着满腔热情，去军委通信学校。五军团与我同时调到通信学校学习的还有黄国泉、夏候求皇，我们是一起结伴从宜黄驻地赶到瑞金的。军委通信学校设在离瑞金城20里地的坪山岗。坪山岗是山区的一个小村，交通不便，较为偏僻，只有十几户人家，学校就设在村中一幢瓦房中，村旁一块晒谷场，有一副篮球架，是球场，也是操场。村里没有商店，但距坪山岗二三里远的云集圩街上有几家店铺。当我们赶到通信学校后，各军团选送的同学也都陆续赶到了，共21人。进校之后并不是马上就成为正式学员，还要经过一定的考核和体格检查。记得体检时还重点检查了听觉，教员拿着一块挂表放在一定的距离，检查学员是不是听得见表的“嘀嗒”声，当时我们都感到挺新鲜的，闹不清这样检查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开始学习收发报，才明白是检查我们的听觉，报务员收报完全靠耳朵的听觉来区分“嘀哒”“嘀嘀嘀嘀哒”，听觉不灵敏是不能胜任的。经过学校检查除一人不合格退回了原部队外，我们20人便成为军委通信学校的第6期学员。
军委通信学校校长是刘光甫，政委是曾三。教职员大约有二三十人，其中任教的教员多数是从国民党军队解放入伍的通讯技术人员。教员不到10人，我记得有沈毅力、汪英、陈颜、周维等。我们第6期在校期间，通校学员加教职员工约百人左右。
开学的时候，举行了开学典礼，校领导同志讲了话，宣布学校培养的目标、校规和制度。学校的目标就是要培养红色的报务技术人员，迅速解决前方通讯人员紧缺的问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学校强调要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刻苦学习的精神，在6个月内学完通信学校规定的主要科目。我记忆较深的是何叔衡同志到校讲了话。他特别强调要学好政治，要成为红色的通信技术人员。记得他用两个指头作了个拍电报的姿势说：“你们到通信学校学习，不是光为了学两下这个。你们肩上背负着党和红军的期望。你们既要刻苦学好技术，又要努力学好政治，使自己成为红色的通讯技术人员。”这更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学习的目的与意义。
那时，军委通信学校的教学条件简陋得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教学的标准却是以回到前方后能尽早上机工作为准绳。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和这样短暂的时间里，要培养出过硬的无线电通讯人员，首先有一条就是要从实际需要出发。教学课程有收报、发报、数学、电学、政治等，其中主要的是收报和发报。学校明确规定：学员达到每分钟抄收中文报100字、英文报110字无差错才可以毕业。其他课程也重要，如英文与电学等，也强调要学好，但收发报是重点。第6期学制是半年，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早学完就可早毕业。开学几个月后，由于学员们进步快慢不一，学校就将我们20名学员分为甲、乙两个班，分班上课。分在甲班的有我和肖祖德、雷永通、吴幼生、麻福芳、夏候求皇、黄国泉等同学，另外还有3位同学，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乙班10位同学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有刘泮林、欧阳景视，其余8人的名字也记不得了。这样从实际出发来安排教学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时是处于艰苦的战争岁月，前方报务员奇缺，开办通信学校就是为了解决这一当务之急，只能是学以致用，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去搞那些“花花草草”的花架子。第6期的政治课教员是曾三政委兼任，电学课是刘光甫校长兼任，沈毅力教收发报及英文课，汪英教数学课。
通信学校的学习是相当紧张的,每天坚持8小时正课，早晨1小时早操，晚上两小时复习，都是集体活动。仅在晚饭后有一点儿自由活动时间，可以打篮球、乒乓球等。当时学校定在星期六休息。每逢休息日，党团员常常组织起来给驻地的红军家属担水砍柴，下地干活，空余时间是相当少的。就是逢年过节或其他纪念日子，也很少休息，学员们常常要编排文艺节目，向驻地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之所以这么紧张，一方面是学校课程安排得紧，另一方面也是学员们十分自觉，都知道学习的目的与意义。前方正在流血，我们几个月后也将奔赴前线，而通讯联络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工作。战争中往往一份电报，便涉及千军万马的调动，千万战友的鲜血与生命，因此大家都非常刻苦，起早贪黑地抓紧学习。
学校的物质生活也是相当艰苦的。当时虽是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但整个苏区仍然处于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包围封锁之中。蒋介石正在酝酿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而在我们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王明路线又推行越来越“左”的政策，苏区的物质供应越来越困难了。
学校属于后方，当时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必须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前方，因此，后方的物质生活自然是艰苦一些。记得我在前方作战部队时，虽然每人每天也是5分钱菜金，但常常打土豪，筹款子，打了胜仗后常有缴获，每到月底便可分到点伙食尾子。这样，战士们手中便有点零钱可以买些日常用品。后方就不同了。我们在通信学校时，饭虽然能吃饱，但常常是南瓜、白菜，缺油少盐，数量也少，开始吃饭时还能挟上两片南瓜，吃到后来便只能喝点菜汤了。就这样，每天每人5分钱的菜金也差不多都吃光了，月底一结帐，往往剩不
下几个钱。有时也分到过毛把钱，但学员们多数是青年团员，互济会员，一交团费、会费，也就剩不下钱了。
然而，艰苦的生活也锻炼了我们，使我们养成了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学员上课没有现在常用的“振荡器”，每个班只有一只简易的“蜂声器”，大家轮流练习，没有轮到的人便在一边背电码，练手指。此外，抄报用的纸笔也十分紧缺，平均每人每天一张纸，这哪能用呢？然而，在这艰苦的岁月里，大家也找到了克服困难、节约纸张的方法。为了使每一张纸发挥最大的使用价值，我们开始抄报时尽量写轻一点儿，等到写满了再用橡皮擦掉重写，正面写完了再写反面，直到抄报纸上密密麻麻不能再写了为止。就这样每星期十张抄报纸还常常能节省下两三张。至于铅笔，更是注意节约，小心地削，轻轻地写，用到最后剩下香烟头那么一小截时，便用小竹筒子套上，接起来用，一点都没有浪费。那时铅笔供应相当紧张，如能发上一支巴拿马牌的，铅芯不软不硬，大家就很高兴了。但有时发的铅笔芯过硬，常常把抄报纸划破，这是最头痛的事。学习紧张的时候，每个学员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有一支较好的笔。有一回我上云集圩，在店铺里看见有一种铁壳活动芯铅笔，不贵，只要毛把钱，我看了老半天，多么想买它一支呀，然而，没有钱，不能买。至于缺少生活必需品，大家就不那么计较了，没有钱买牙粉，就用牙刷沾点水刷牙；公家每月只发两双草鞋费，不够穿，就自己打，或者找上两块木板钉上两根布条当鞋穿。横竖是苦惯了，再苦点也没有啥。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支持我们克服重重困难的完全靠革命精神。因此，学校领导十分注重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尽管学习技术课的时间很紧张，但曾三政委每星期都给我们上政治课，讲我党和红军的性质、任务，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以及党的方针政策。这使学员们从理论上明白了吃苦的意义，感到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有苦不怕苦，吃苦反觉甜。学校当时还建立了学员节约簿，曾三政委总是对做得好的同志提出表扬。通信学校的物质生活虽然十分贫乏，然而我们红军战士却是革命精神的富有者，革命的乐观主义时刻和我们在一起。正是靠了这个，我们才能在简陋的学校里克服一切困难，提前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
军委通信学校第6期甲班的10名学员是1933年9月9日提前毕业的。这是军委通信学校学制最短的一期。毕业的时候曾三政委代表学校给我们讲了话,他总结了我们半年来的学习与生活，指出：“只有我们红军战士才能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通信学校的学业。”他勉励我们再接再励，在前方的战斗岗位上，进一步努力钻研技术，提高业务能力，成为红色通信技术人员，为红军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军委通信学校毕业后，我分配到军委电台工作。在长征途中，我又先后在九军团、五军团电台工作过。在以后十几年的战斗生活中，尽管我也经历了许许多多悲壮曲折的战争场面，吃了许许多多的苦，然而军委通信学校6个月的生活，却总是难以忘怀的。确实，那6个月的学校生活是平凡的、普通的，然而在我心中，它又是那样的不平凡，那样的火热。它时时在我心中掀起起伏的波澜，伴随我爬雪山过草地，走过那更加艰难的革命历程。
选自《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