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军无线电通信工作的初创情况
□刘寅
【作者简介】刘寅，江西南昌人，1910年生，1930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6月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央红军电台报务员、报务主任、分队、红军通校教员、训练班主任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军委三局电台分队长、科长、处长、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三局副局长。建国后，历任军委电信总局副局长、军委通信部副部长。曾当选为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我是1930年底在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被解放参加红军的，一到红军就干上了无线电通信工作，一直干了20多年。全国胜利以后，又为发展通信工作转到地方干电子工业。50多年来，我亲身经历了我军无线电通信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尤其是我军无线电通信工作初创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英明的预见亲切的关怀
1930年12月30日著名的龙冈战役在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亲自指挥下，红军全歼了国民党18师部和两个旅，敌前线总指挥、18师师长张辉瓒以下9000余人无一漏网。我所在的电台是国民党交通兵团无线电第1大队5分队（番号为KFF），当时配属到18师工作。是日该台通信技术人员除沈定一人外都成了红军的俘虏。记得在小布集中时共有10个电台人员，他们是队长李仁忠（改名李三毛），报务员王诤（原名吴人鉴）、吴如生（原名罗世容）、韦文宫（原名韩侬冠），机务员刘盛炳，文书李家驹，架线班长李国梁，还有两个班里人员，名字记不清了。我原名叫刘达端，当时并非军人。我是因为失学失业，经罗世容介绍在第五分队临时“借读”无线电的。随电台才两个半月，就幸运地参加了红军，穿上了红军的军装。
后来有人说你是用大炮欢迎过来当红军的，用现大洋买来干革命的，这不符合事实。我们所以留在红军，并且能长期安心地干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有我们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原因，更主要的是由于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教诲、英明领导和他们对待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正确政策。他们深感无线电通信的重要性，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看到了人才难得和这些人可以接受教育，因而对我们关怀备至，精心培养，这样才使我们在革命阵营里得以顺利地成长。
刚到红军时，大家都很害怕，因为那时我们对红军和红军政策毫无了解。被俘的当天，虽然红三军政治部的同志向我们讲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并让我们和红军战士同吃同住，使我们的情绪稍微安定，但我们内心总还是疑虑多端。
1931年1月3日下午，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在百忙中接见了我们,地点是在去小布路上的一个祠堂里。我们当时见到的有朱总司令、毛总政委、朱云卿参谋长等领导同志。参谋长郭化若同志介绍了我们的情况之后，毛总政委非常和蔼地对我们说，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就要把这些技术用来为工人农民服务。希望你们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总司令那天很高兴，讲话也比较多。他说，你们要好好地干，你们在外面是谋生，是干事，到红军里也是干事，但红军是为工人、农民干事的，是为无产阶级打天下的。将来，全国人民要翻身解放，无产阶级要夺得天下，你们还是一样的干。你们在外面有较高的待遇，我们也一样给。外面有的东西，我们这里现在没有，将来也会有，有人会给我们送来的。譬如无线电，你们来了，这不就有了！你们要很好地干，这个事情（指无线电通信）就归你们管。将来全中国、全世界都要胜利的，全国胜利了，这件事情还是归你们管。
第一次和首长见面，对这一席话当时并不能深刻领会，但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北平解放以后，成立了军委电信总局，军委派王诤、李强、王子纲、钟夫翔和我几个人接管北平电信局的时候，想起朱总司令、毛总政委当年的讲话,真是记忆犹新，感慨万分。
我们开始工作以后，朱总司令几乎每天吃过晚饭都要到电台来。他到电台一是来听听新闻，再就是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他总是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来时还要带上一包麻牌香烟给电台上吸烟的同志。朱总司令对我们这些刚刚解放过来的技术人员这样的关怀，循循善诱，使我们深受感动，大大地激发了我们的工作热情。
当时红军总部参谋长郭化若同志分管我们的业务工作，副参谋长杨立三同志帮助解决物资生活问题，还有秘书长李井泉同志，他们对我们都很关心。刚过来时我们什么也没有，晚上睡在干稻草上。杨立三同志看到了，立即将他的大红毯子给了我们，后来还专门给我们每人做了一套新棉衣。
为了照顾电台人员的生活，还专为电台制定了一些制度，如津贴制、夜餐制等等。技术津贴是红军时期专为技术人员制定的，医生、修理技师、无线电通信人员等都有，这也是党关怀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的一个体现。那时，红军战士一天只有3个铜板的生活费，而对我们这些人却给了很高的生活待遇。王诤同志当时是每月50块银元，其他人每月40元、30元不等。第二次反“围剿”前夕，大家都在紧张备战，我们对组织上给我们这样的特殊待遇很过意不去，就联名给总部写信，请求免发技术津贴，后来左权同志亲笔复函，表扬了我们这种精神，同时说明对技术人员在生活上应有所照顾。后来只把津贴酌减了一些，50元减为30元，30元减为20元。供给部的同志考虑得也很周到，把我们携带的银元换成了金戒指。
党在执行工作纪律方面对我们也是以教育为主，有一件事使我们深受教育。记得第二次反“围剿”时，在俘虏的报务员中，有一个人值班时偷偷地在机上同国民党电台通报，被见习员听到并报告了组织。这严重地违反了工作纪律，按说可以逮捕，甚至枪毙。但朱总司令、毛总政委对此事处理很慎重，是以教育为主，仍旧把他留下来调到无线电训练班去当教员，后来他在训练班、学校工作中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毛总政委处理这件事非常英明，当时假使把他杀了，一些解放过来的技术人员就可能被吓跑。所以说政策非常重要，差之毫厘就会失之千里。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以后，陆续地又有一些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参加了红军，其中许多人参加革命由不自觉到自觉自愿，直到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这都是与党的政策、领导的关怀和教育密不可分的。
从一部收报机开始
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红军部队中还没有建立过无线电通信。我们被俘时，电台的发报机被砸坏了，只剩下收报机可用，所以说是“半部电台”。1931年1月3日在东韶打国民党谭道源师时，又缴获了一部电台，但技术人员都跑了，这也是国民党交通兵团的1个分队，机器型号和第5分队的一样。它叫第六分队，番号是KFG。这样红军就有了一部半电台。我们在方面军总部用一部收报机办了两件事：一是抄收新闻和进行技术侦察；二是开办无线电训练班，训练红军自己的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
1931年1月6日在总部驻地江西宁都的小布，按照参谋处的指示，在参谋处的院子里架起天线进行工作。主要任务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发的新闻，翻译出来供领导参阅。因为在苏区看报纸很困难，消息很闭塞，有了电台以后，一下子把闭塞的局面打开了，因此每天抄收新闻便形成了一个制度。由于国民党军队电台在通报中用简语谈话，每到驻地就要互相询问“QRC？”（你部驻在何地？）和回答“QRC……”（我部驻在……）。部队在出发前，也拍发“我台奉命立即出发。”“请立即停止联络，我们立即出发，×小时后再见。”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敌军电台的通报中了解到敌军的行止动向。所以，电台除抄收新闻外，还收到敌台的通报对话，了解敌人的动向，准确地向领导和作战部门提供情报，起到了技术侦察兵的作用。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就是从电台侦察中准确地掌握了敌军的动向而打了很多的胜仗。后来，侦察工作从通信部门分出去，单独成立技术侦察台，最早是伍云甫同志，后来由曾希圣、曹祥仁等同志专门负责，成立了二局。
在用一个收报机开始工作后不久，就以电台为基础开办无线电训练班。这也是朱总司令、毛总政委亲自决定的，当时还签发了一个招生命令，这是发展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从那时起自己培训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成为我军的一个优良传统，随军办训练班，办学校，有的电台还自己带“徒弟”，即使在长征中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从未中断过。
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大约在1月底2月初开始，共12个学员，都是从各军选调的有点文化、政治上比较坚定的青年，其中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还有3名女同志。他们是曹丹辉、胡立教、温亮彰、钟贞一、李立田、周森、骆炳林、吴慕林、肖英、李建华（女）、李赤华（女）、钟佩兰（女）等同志。开始时我们几个被俘的报务人员都当教员，吴如生、韦文宫去3军团电台后，就只有王诤和我教课了。王诤同志经过正规学校的训练，技术上比较全面，机务、报务都可以教。我只学习了两个半月“无线电”，勉强可以教一些收、发报和一些文化课。训练班的条件是艰苦的，没有固定的教室，借用老百姓的堂屋或在大树底下上课，把门板、床板用石头一支就是课桌。器材就更困难了，只有一两个电码练习器和两个电键。由于电键不够用，学员们左手大拇指就成了练习用的“电键”。铅笔、纸张也都非常少。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经过教员、学员的共同努力，只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就训练出我们红军的第一批报务人员。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把他们分到电台上见习，很快地就能独立当班工作，并逐步变成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的骨干力量。
选自《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