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昌信

大学毕业参军

1952年夏，我从北大工学院电机系电讯组毕业。暑假后，因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于是我也成为了没有在清华学习或工作过的清华大学的校友了。我毕业那年国家已经取消了学位制，所以仅有大学毕业证书，没有授予学位一说。

当时毕业生的工作是由国家统一分配，但是个人可以申报三个志愿。那时全国刚解放不久，多数青年和学生参加革命和祖国建设的热情很高，大都愿意服从国家分配工作，我也不例外；因此，我在填报分配志愿时在表格上填写的三个志愿都是“服从国家分配”，没有要求留在北京或其他地方。后来，我被分配到军委，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由于北京被日寇占领八年，家庭经济濒临崩溃，我的哥哥、三姐和四姐相继失学就业，没有能上大学；在父亲去世后，我生活和学习的经济负担全部落在各位兄姐身上，这使我非常内疚。本来想大学毕业后，我在经济上能够独立，并能承担起赡养母亲的责任，但是分配到军委参军了，是供给制，没有薪水。母亲仍须我兄姐负担，我于心不安，但是那时服从国家需要是放在第一位的，个人困难只能自己克服。在毕业分配前夕，朱德为全北京的大学毕业生作动员报告，地点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当年全北大的毕业生大约有400人；其中只有一人不服从国家分配，她是一名女生，据说是一名天主教徒。

在报到时，我才清楚是分配到了军委下面的总参通信部。当年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各地大学学习电讯的毕业生中大多数都被分配到了总参通信部。全国各地学习电讯的大学毕业生有一百人左右，集中住在北京总参通信部大院。大约半个月后（于9月中）绝大部分毕业生都被送到张家口的军委工程学校（即次年正式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出发前指定了清华和北大毕业生各一人为正副队长带队，正队长是清华毕业的汪懋官（他在文革后改名为汪茂光），我被指定为副队长。

火车进入张家口时，从车窗望出，一片土坯破旧矮房。张家口的校舍在东山坡上，原来是日本军队的军营，基本上是一些小平房，还好是砖瓦房。对于一直生活在大城市北京的我来说，这样的差距使人感到十分震撼，却也带有几分新鲜感。由于是部队环境，什么都是陌生的，有些茫茫然，但是没有不安，只有新奇。到张家口后，很快就发了军衣，算是参军了。这批大学生中一部分安排去学习俄文，准备赴苏联深造；另一部分，包括我在内，就分配去当教员。这是我从教的开始。

到张家口参军后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变，开始时非常不适应。那时的宿舍是睡木板搭的通铺，七八个人并排睡。吃饭没有食堂，是在院子里蹲在地上，八个人围一圈，中间有用洗脸盆盛的一盆菜。张家口冬天很冷，下雪天也这样吃饭。早晨听到吹起床号后，十分钟内就要整理床铺和洗漱完毕，集合出早操。每周日上午要集合排队下山到市中心老百姓的商业澡堂去洗澡；这个时间澡堂是我们军人的“包场”，没有老百姓进入，倒也十分安全。当年军队还是供给制，没有薪金，每月只发给一点儿零用钱，为买牙刷、香皂等用；记得我第一次领到的零用钱主要是买了一把指甲刀。其他生活用品都是发的，包括衣帽、鞋袜、毛巾、雨伞、雨衣等日用品。每天晚饭后有大约半小时的读报时间，小组中由一人读报给大家听，至于读那几篇新闻则是由读报人自己决定。对这种做法我当时很不以为然，我们都识字，可以自己看报；我认为这种办法只适合用于部队中没有文化的战士。读完报后，大家都在办公室内学习或工作，直至回宿舍睡觉。大约三年后，住宿和吃饭条件才有所改善。

参军后，第一次填个人履历表时，发表的领导解释如何填表时说：家在哪里籍贯就填那里。我遵照领导的指示，就把籍贯改填为北京市了。那时我和许多人在思想上对于领导说的话像是对待“圣旨”一样，从不质疑，也不反对。在我北大毕业证书上籍贯还是写的浙江省杭州市。有趣的是，我的北大毕业证书，几十年来，至今在国内没有任何个人、单位或组织查问过；倒是在我申请加入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IEE)时，要我提供大学毕业证书复印件。这使我钦佩英国人办事认真的作风。我的籍贯的改变，从来没有任何人关注过。

1952年冬，我教的第一班学员是学习无线电通信的两年制“机务班”的。他们毕业后很多人分配到志愿军，参加朝鲜战场的军用电台维修工作。我担任的课程是“军用（无线电通信）机”，通常简称为“军用机”。这是一门非常实用的课程，内容为讲解当时部队实用的各种电台的原理，以及指导同学操作使用这些电台的“实习课”。当时我军的电台除了少数几种国产电台和缴获的美国军用电台外，还有从苏联引进的电台。这时学校也开始引进苏联的教科书。为了适应教学需要，学校分批组织教员参加俄文速成班学习俄文。我则因为工作繁忙，无暇参加，只能开始自己速成学习俄文。除了自学俄文语法外，每次在从宿舍到办公室的路上，一定要背一两个俄文单字。大约一年时间，我已经开始能借助字典翻译俄文的苏联军用电台说明书了。

1952年寒假，我们教学组到南京无线电厂去学习了解那里生产的“七一型”便携式军用电台的性能和设计，以便回来教给学员。这种电台当时是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的主要电台之一。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出差。像行军一样，我们每人都是把被子打背包背在身上。到南京后，住在工厂的招待所内。恰逢南京下大雪，室内又没有取暖设备，睡觉冻得要死。那时不兴旅游，我们只是晋谒了一次中山陵，没有去其他名胜古迹游览。在工厂中我对电台包装箱中的防潮剂感兴趣，问接待我们的张允林工程师那是什么东西，得到的回答是：silicon gel，当时弄得我莫名其妙。这一方面说明我的英文不行，另一方面反映出当年中国科技领域的现状，许多东西都是舶来品，甚至没有中文的译名，或中文译名不通用。

向苏联学习和部队正规化

从1953年开始，西电的前身“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和地方上其他大学一样，从原来学习欧美大学转向学习苏联的高等学校体系，并引进苏联高校的教科书。这时学校共创办四个系，即指挥系、无线（电通信）工程系、有线（电通信）工程系、雷达工程系。第一个系是为部队培养高级通信指挥人才的。后三个系属于工程系性质。

在1952年暑假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前，像北大、清华等高校只在电机系下设有电讯组（相当后来的专业）。电讯组开设的主要无线电专业课程是一门“无线电原理”，普遍采用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Terman，1900-1982）教授编著的教科书“无线电工程（Radio Engineering）”；此书还曾经在1949年被上海交大的几位老师翻译成中文出版。特曼曾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并推动斯坦福大学成立斯坦福工业园区，后者奠定了“硅谷”的基础；他因此被称为“硅谷之父”。我们在北大学习的这门课程中，对通信、电视、雷达和导航都有所涉及，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但是仅介绍基本概念而已。

在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虽然有的地方大学设立了无线电系，但是没有一所地方大学像我所在这所军队学院那样设立了无线、有线和雷达三个系。这一方面和军队需要有关，另方面也和学习苏联有关。在课程设置和教材上，也学习苏联，从苏联引进翻译了无线电《发送设备》、《接收设备》和《无线电理论基础》等课程和教科书。

学校的教材全面改用从俄文翻译的苏联教科书后，原来一些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中文专业名词现在用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代替，感觉不习惯。例如，由电感和电容并联的电路在英文中称为Tank circuit，翻译成中文叫“槽路”；现在改成“振荡电路”或“振荡回路”；从英文Kirchhoff's law翻译出的“克奇霍夫定律”变成了“基尔霍夫定律”。基尔霍夫是德国物理学家，德文姓Kirchhoff,过去按照英文发音译为克奇霍夫；但是在俄文书中将其姓写为Кирхгоф，按照俄文发音就译成了基尔霍夫。(实际上，若按照德文原文发音，基尔霍夫的音译是比较准确的，故“基尔霍夫”的译法一直沿用到现在。)原来教科书中认为无线电报发明人是意大利人马可尼，现在在苏联教科书中则改成俄国人波波夫发明的。

1955年解放军“正规化”，开始实行军衔制。此前，全军已经开始全面地向苏联学习，学校来了一个10人的苏联顾问团（地方大学称苏联专家，军事院校称苏联顾问）。顾问团把苏联对口学校 — 苏军红旗通信学院— 的一套完全搬到了这里。首先，按照苏联学校的训练计划为我们制定了五年制的教学计划，学员毕业时要举行“国家考试”，采用口试的办法进行，我们戏称之为“三堂会审”。毕业后按照苏联的制度授予毕业生军衔；优秀生，即各门课国家考试全5分的学员授予上尉军衔；其他的毕业生授予中尉军衔。这样做的结果造成了师生间的极大混乱。因为当时地方大学和本校的上几届毕业生在本校当教员，按照解放军老办法，工作了数年后，多数的军衔还是少尉和中尉。所以出现的现象是：原来自己教的学生，刚毕业留校任教，就比自己军衔高，见面要向他们先敬礼。因此，这个授予军衔办法实行一年后就停止了。第二年的毕业生是优秀生评为中尉，一般评少尉。我于1956年授予中尉军衔，在1957年改为上尉军衔。

第二是按照苏联学校的作息时间改变我们学校原来的制度。在苏联是实行6小时一贯制的作息时间，即学员每天连续上课6小时，不分上下午。这个制度在苏联是有道理的，因为苏联的教学员是住在家中或外面的，下课后就回家了。并且校内有小卖部，在6小时中间大休息时学员可以在小卖部买面包等小吃充饥。而我们的教学员全部是住在校内的，吃午饭没有问题，6小时不吃饭反而不习惯。所以实行一年后也就放弃了。

第三是苏联顾问说：毕业班学员脑力劳动很辛苦，要吃中灶（当年还是供给制，食堂分大灶、中灶和小灶），所以食堂就专门给毕业班学员开辟一个小餐厅给他们特殊待遇。但是当时的教员绝大部分是吃大灶。所以学员吃得比老师好。这个制度实行了一年，也就给废掉了。

第四是学习苏联的保密制度。军队的通信工作从来就是涉及军事机密的，作为军事通信院校，自然有许多需要保密的地方，例如各种军用电台的性能需要保密，但是按照苏联的做法，有不少事是做过头了。例如，作为通信工程专业的一般无线电通信技术教科书，像发送设备、接收设备等，地方工科院校也采用同样的教科书，但在我们这里也当作机密，所以我们每人都有一个保密包。这些教材和笔记本等资料都必须放在保密包中。上班时到保密室去取，下班时送回保密室。

第五是苏联的官兵间界限分明。到了冬季下大雪后，我们所有学员早上到院中扫雪。苏联顾问见到后说学员中一部分调干生都是军官，不应让他们扫雪，但是这不符合解放军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引起了学校大多数领导干部的不满。

在全面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下，我对苏联的科技和苏联顾问是非常迷信的，认为苏联的什么东西都是先进的，但是慢慢地发现有些不太对劲。一次，苏联顾问给我们讲示范课。他讲到一种电台中的一个音频放大器是C类放大器。我早就知道它应该是A类放大器，因为C类放大器有很大失真，根本不能用在此处。下课后，我就向他提出此问题。他坚持说就是C类放大器。那时交流还要经过翻译，反复询问，最后不了了之。通过这个问题使我发现苏联派来的顾问在技术上是不合格的。

后来一次苏联顾问回国休假回来，送给我一支苏联制造的自来水笔。刚拿到手里很高兴，以为质量一定是一流的。把这支笔拿回来一试发现笔尖异常粗糙，根本不好用，比我们上海造的差多了，就扔在一边了。后来才晓得苏联的轻工业非常落后，不仅是自来水笔。在1956年，我曾去工厂了解一种新从苏联引进的飞机电台生产线和“先进的”飞机电台。后来我从学校的仓库中发现了一台二战时美军的废旧飞机电台。两者的“预调”机构完全一样，只是美军的更为精致。这才恍然大悟，这种苏联电台是仿造美国的。那时苏军便携式电台中的真空管比美军电台中的真空管体积大，显得很笨，得到的解释是苏联制造的真空管虽然大，但是可靠性高。这时把苏联的一切缺点和落后都往好处想，向好的方向解释；认为苏联一切东西都是好的，不但比中国的好，更比西方的好。

那时向苏联学习也不是全盘皆输。苏联的重工业基础到底是比中国强。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一百多个工厂，特别是重工业基地。在电子工业方面，帮助中国建立了真空管、电阻、电容器等元器件工厂以及通信机和雷达等整机工厂。这些东西中国原来都不会生产的。苏联顾问为我校制定的训练（教学）计划还是减少了我们摸索过程。苏联顾问按照苏军那所通信学院，基本一模一样为我校规划设计了在西安的新校园，这个成绩也是主要的。新校园中有两栋楼房下面盖有三防（防核武器、防化学武器、防生物武器）的地下室，虽然从来没有用过，但是为我们的建筑提供了经验。新校舍完全按照苏联标准设计，某些地方似乎脱离了中国落后的现实。例如，在供应师生饮用开水上，采用的办法是从远处集中供热的锅炉房输送高压蒸汽到教学楼，用高压蒸汽去加热教学楼中大水桶的冷水。这种办法虽然很清洁、很方便，但是每天为供烧开水要消耗8吨煤。后来还是改成在教学楼附近盖个小锅炉房烧开水；由个人提暖水瓶下楼去打水。

1957年两件公私大事

1957年有两件大事，分别关系到我个人和国家。第一件事是我于1957年1月结婚了，对方是我校同专业的教师陆心如。她原来于1950年考入南京大学建筑系，在南大只读了半年，到1951年初因朝鲜战争需要而参军，被分配到张家口的军委工程学校（第二年改为通信工程学院）学习，于1956年毕业。她原应低我两届毕业，但是因为参军耽误一年，又是五年学制，比我多一年，所以比我晚毕业4年。她过去曾是我的学生，在她毕业前一年，我教过她们班；但是不是许多人想象的“师生恋”。她在毕业留校任教后，我们才有接触的。当年在部队中的婚礼非常俭朴，没有婚纱，没有婚宴，没有购买家具，只是在教室中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当然提前要到地方政府办理结婚证。

从1955年开始，人民解放军开始正规化，我也开始教五年制的大学工程班了。在1955至1958年间，为了加强师资培养，学校办夜校（和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在职教员进修。这实际上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班，由资深教师讲授研究生课程和新技术。我在这些进修班中学习，学业上得到了很大提高。1959年后，由于政治空气转向，这种进修班逐渐偃旗息鼓了。

顺便说一下，1955年解放军正规化前，团以下干部是不允许谈恋爱和结婚的。我们毕业分配工作时，凡是有恋爱对象的，都予以照顾分配到地方院校和工厂工作；其他符合军队要求条件的学通信工程的大学毕业生全部被分配参军了，因为那时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军队急需通信人才。在1955年之前，有同事曾经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因为违反部队规定被我老老实实地拒绝了。若部队没有这项规定或我不遵守这项规定暗中谈恋爱，也许我的小家庭就是另外一种样子。

1957年的第二件大事是“反右派”运动。在反右派之前有整风，大鸣大放、大字报，给党提意见阶段。凡提意见较多、较尖锐者，不少成为右派。那时候我恰好工作繁忙，基本上出差在外。等我回校后，鸣放已经接近尾声。校内最大的所谓“右派”贴的大字报，我回来时已经残缺不全，没有来得及看，所以我是平安度过这一狂风巨浪。不过，即使我不出差，我想我也不会鸣放什么值得“批判”东西出来。这时我在思想上只对自然科学感兴趣，政治上还很幼稚无知；要我写大字报只能应付，写不出什么名堂来。在反右派过程中我没有想到后面还有划分“右派分子”以及对右派分子如此严厉的处理的阶段；我只是天真地认为仅是思想上的批判而已。

学校迁到西安

1958年暑假，学校从张家口迁到西安。我是第一批随着实验室设备一起走的。当时我们是乘“闷罐”火车，就是那种铁皮货车车厢，路上走走停停，共走了三天。后来出发的大队人马则是乘正规的客车，有卧铺车厢了。到西安后，看到新校区很高兴，比张家口的校舍好多了，全部是新建的楼房。房舍虽然基本全部盖好了，但是校内的道路、操场和房前屋后的空地等还没有修整。暑假后，全体人马到齐，就开始了三个月的全部师生建校劳动，平整校园和操场，打扫室内卫生；然后才开始正规的教学和训练工作。

到西安后，生活和工作条件有了极大改善。但是，政治思想环境越来越不利于业务学习和教学，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 大跃进、四清、社会主义教育…，直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1958年的大跃进席卷全国。校内大操场上也建起了炼钢炉，结果是炼出许多废钢。我因为科研任务紧张，要“献礼”，没有介入炼钢，但是连夜加班搞科研，后半夜实际上已经是在打瞌睡，没有丝毫效率。这种流于形式的做法，实是劳民伤财；但是当时没有人敢反对。

在1958年我遇到一件难以忘却的事。我出差到北京，住在前门附近的一个总参招待所。那时在招待所中也是多个互不相识的人同住一个大房间的。我的旅行袋就放在我的床头。一天下午当我回到招待所时，发现我的旅行袋不见了。我马上去招待所办公室向值班人员报告。值班员要我不要着急，他估计可能是我同室的那些人下午走时拿错了，并且他还记得为他们代买的火车票的车次和卧铺号。他马上向北京火车站的军代表室打电话，请他们代查此事。这时这趟火车已经开过山海关了。军代表马上向这趟火车的前方停车站通报。后来，乘警在车上按照我说明的旅行袋颜色和军代表说的卧铺号在行李架上找到了我的旅行袋，但是乘警不动声色，静观其变。等到这些人下车拿行李时，我的旅行袋没有人拿；他们互相问是谁的旅行袋，没有人要；这时乘警走过来说我知道是谁的，把旅行袋拿走了。原来他们临走时送行的人帮助他们拿行李，把我的旅行袋也错拿上车了。–这些都是招待所的值班员告诉我的。我第二天就要回西安了，值班员说没有关系，等旅行袋送回来后，可以托我校其他出差人员帮我带回西安。过几天，我在西安就收到了同事帮我带回来的旅行袋了。我看旅行袋上面的小锁完好未动，但是当我打开旅行袋后发现里面多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列出旅行袋中物品清单，可能是经手的警察写的。我查看后东西一件未少。对当年招待所的值班员、火车站的军代表和火车上的乘警这种认真负责精神，我一想起来就肃然起敬。

上面这个小故事说明当年的社会秩序良好和民风朴实，还看出当年一般干部和职工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热情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总想，若今天我再遇到类似的事情，还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吗。

到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恰值学校要大发展。大量增加招生后，学生宿舍不够用，就要求单身教员搬到办公室住，腾出房子给学生；我住在家属宿舍，也从两间房压缩到一间。这时有的老教师一家三代七口人也住到约12平米的房间内，其拥挤困难程度不难想象。学校食堂吃饭也发生危机。由于缺油少肉，大家的食量大增。幸好部队的粮食定量比地方高很多— 军队每月45斤，地方在27至30多斤。这时为了怕大家抢馒头，食堂把馒头做成定量（4或5两）大小的，每人发一个；我能吃饱，但是可能有些人一个馒头不够。有一段时间动员大家到附近农田去挖野菜，回来放在粗粮粥里当作晚饭。

1960年我唯一的儿子樊洪敏诞生了。由于我们夫妇两人都在军队学院任教，每天从早起做早操到晚饭后仍去办公室工作学习，没有办法带小孩，学校的托儿所只收三岁半以上的小孩，所以儿子生下后就放在北京我四姐家代为抚养了约一年半多，然后送到上海外婆家代为抚养，直到三岁半后才接回西安，进学校的托儿所。不过当年的托儿所办得的确不错，还是全托。每周一早晨把孩子送去，每周六下午接回家。记得一次儿子患传染病猩红热，所以托儿所把他安排到一个单间隔离开，有专门的阿姨照顾，而且周末也不必接回家，但是我们平时有空可以随时前往看望；直至痊愈我们一点儿没有操心。1966年暑假，儿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但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不招生了。等到儿子八岁时才能上小学。

顺便说一下，我感觉当年军事院校中的知识分子好像是当作“另类”对待的，因为军队是执行“以工农为骨干”的建军路线，似乎知识分子不是工农，不能作为骨干，所以教研室主任和系的正、副主任以上都是“工农干部”。在校内没有一个知识分子能够担任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职务的。

若干年后回想起来，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觉得这样做也有个很大的优点：正因为主要领导者是打仗出身的外行或半外行，其中许多人反而能够虚心听进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意见；文革后学校由知识分子当一把手，反而容易发生自以为是的主观武断，认为自己是内行，听不进下属的意见和建议。我校的“工农干部”大都是战争时期部队的通信干部，许多都是报务员出身。当报务员必须识字，有一点儿文化，所以一般至少是上过小学；他们在学校工作，执行知识分子政策还是比较好的。按照我的推想得出的判断是：在解放前，部队里的小学生也是知识分子；不过他们打过仗，经过考验，所以可以成为部队的“骨干”。一些解放前参军打过仗的干部，解放后受了高等教育，和我们这些没有打过仗的大学生不一样，仍然是可以作为部队骨干，担任学校各级的“正”职领导的。这样的推论不知道是否正确。

1960年起，因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从此时开始苏联的影响逐渐减小，反映在教材和教学计划上也慢慢向英美国家的体系转变。因此，我大约学用了十年的俄文开始退出教学舞台。我于是开始捡起我的第一外语英文，丢掉俄文。现在已经把俄文忘得精光，只剩下记得俄文字母了。不过，多年学习俄文还是有成果的；1963年我翻译的俄文科技书《无线电中继通信》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

西电分家

继1959年学校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后，1963年秋季学校迎来了一次大变革。学校人员被平分为两半，一半迁到重庆仍归总参通信部领导，另一半留在西安，改为归属于国防科委。从1953年到1963年，这十年西电为总参通信部培养部队所需要的高级通信技术人才。按照当时苏联的说法，是为部队培养“维护工程师”；在苏联类似的部队学校，学员毕业后马上授予“工程师”头衔。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像无线系专业课程中，最后一门是讲授部队装备的一系列通信机的原理和应用，使学员一毕业到部队马上就能熟悉部队实用的各种设备。我就是最后这门课“军用（无线通信）机”的主讲。

“军用机”这门课程涵盖了当时陆军和空军装备的各种型号的通信设备，从连队使用的手持或背负式移动电台，到大功率固定电台；从歼击机上的通信电台到坦克里的电台。由于课程内容必须和部队装备同步更新，所以虽然是同一门课程但是讲授内容不断更新，似乎总是在讲一门新课。因此备课工作量一直很大。此外，由于这门课涉及发射机、接收机、天线、电波传播，甚至与天线架设方位有关的天文测量等技术，故多年来一直需要学习和更新知识。附带想到，我在大学读书时的课程设置原来有一门“土木测量”，目的就是学习架设天线时测量天线方向的方法；但是在我们班在上这门课之前，因课程改革而取消了。

1963年秋季从学校归属国防科委后，学校的任务发生了变化：从为部队培养“维护工程师”变成为国防研究所和工厂培养研究设计人才。学校任务的改变不是突变，是渐变的。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学校就掀起了科研高潮。师生结合的各种各样科研小组纷纷成立。学风逐渐发生变化，毕业考试也变成了毕业设计。到1963年学校体制的变化成为了培养任务改变的标帜。

随着这一变化，“军用机”课程自然没有了。我讲授的课程也不断改变，先后讲授过微波技术、无线电多路通信、通信原理、通信系统理论、数字通信、复变函数、正交函数与正交变换、应用沃尔什函数分析、语音信号的数字处理、声成像技术等。在文革后，我工作的重点逐渐从教学转到科研及指导研究生。

转业和文革

1966年4月1日，在“文革”开始前一个半月，学校又经历了一次大变革，即从军队编制集体转业，校名改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我又从一名军人变回了老百姓。对我们各人来说，转业在经济上的变化就是薪金降低了，学校的经费也减少了；从教学和学术上看转业是有好处的，没有军队管理时的那么多要“保密”的地方。学校和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方便多了。在1963年时，我遇到大一位大学同班同学，他在一个电子工厂工作，交谈中发现我们两人的薪金是一样的，虽然一个在军队，一个在地方工作。一年后1964年，林彪当国防部长时，他认为军队脱离群众，就下令取消军衔并减薪定级，于是我的薪金就相当比他低了一级。到1966年转业时，薪金相当又低了一级。所以比我同学大约低了两极。那时薪金每级的级差只有十多元，所以两次减薪只减了二十多元。不过，那时工人的最低工资只有三四十元。

提到林彪。使我不由想起“文革”中听到一次传达他的讲话。“文革”中知识分子被叫做“老九”，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和走资派之后，而工、农、兵被当做最有知识、最聪明的人。在通信部队中，许多战士搞技术革新，使用军用金属水壶、金属洗脸盆等当做电台天线，认为是发明创造，并开鉴定会请一些天线专家去鉴定。在这种政治气候条件下，没有专家敢否定这些“发明”。于是林彪在这次讲话中就表扬这些战士和发明，他说；“看来有初中文化就够了！”，不必办大学。因为我的专业是通信工程，当然不相信这些“发明”，所以对林彪的讲话不以为然，但他的这次讲话却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中。

在“文革”的十年中，和全国人民一样，我自然逃脱不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当时，作为教研室副主任的我，“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两顶帽子是必不可少的。幸运的是，我没有受到游街、戴高帽及殴打等肉体折磨，仅仅是被造反派关“牛棚”，受“文斗”（“批判”）而已。学校的“牛棚”分为三级：院级、系级和室级。院级关的都是院、部级的领导干部和对立面群众组织的头头。我是关在系级。所谓“牛棚”就是把这些人集中关在学生宿舍里。我住的房间有四张上下铺的床，共住8个人，其中有2个学生，1个工人（炊事员），1个系副主任，1个系干部，3个教员（包括我）。学生都是因为老子被打倒，儿子就成为了“反动学生”；其中一个学生的父亲是南京军区的政委萧望东，另一个学生的父亲是北京市委的常委。那位被关起来的炊事员在解放前原是地主的长工，被认为是“地主的狗腿子”。可笑的是，他是文盲，造反派要学生教他背毛主席语录；教的第一句话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反复多少遍，总是说不对，把几个单词颠来倒去，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在“牛棚”里，虽然苦恼，但是与当时掌权的造反派对立的大量人被关，被游街，也就没有太大郁闷了。幸亏我们这里的造反派还不是最野蛮的，对我们的管理也不是最严格的，所以我们8个人关在一起，有时也有小小的“快乐”时光。大家有时互相开玩笑，有时打个赌。平时我们吃饭不许买荤菜吃，只准许买食堂里最便宜的菜，但在星期日无人看管时，会由老师出钱，让“反动学生”偷偷跑出去买猪肉罐头，回来分食，以补充体内的油水；这也是一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一段时间，造反派安排我们去大食堂帮厨。这是较轻松的活，无非是择菜、揉馒头等工作。在这里我不但学会双手揉馒头，还学会了擀馄饨皮。食堂炊事员对我们一般都是友好的，不会为难我们。后来，造反派怕我们投毒，又不让我们帮厨了。由于造反派把我们当作“反革命”份子看待，所以每当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全校“革命”师生不分昼夜都要集合去市内游行庆祝时，我们没有“资格”参加；我心中反而为不必辛苦奔波而高兴。在全国每天大跳“忠”字舞的时期，也因为我们是“反革命”而没有“资格”参加，我心中暗暗自喜，我正不想跳这种难看的舞呢。和我们不同的是，另外一个系里有一位留美回来的教授，被关在教研室一级（最低级）的“牛棚”里，只有他一个人被关在一间教室里。可能是一个人太孤独，太郁闷，太想不开，无人倾诉心中的苦闷；在“牛棚”接近尾声，我们从院子里大喇叭听到了落实政策的新闻广播，都已经看到曙光时，他却悬梁自尽了。消息传来，令我们非常难过，非常不解。我们想若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绝不会走这一步的。或许他有更为高尚的人格，有“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复课

1972年起学校复课，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也恢复了教学和科研工作。这阶段仍处于“文革”中间，虽然复课了，但是教学仍然不时受到各种活动和会议的冲激，加以毛泽东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所以对学生基本没有什么要求，学生是从农村工厂基层推荐来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谈不上教学质量。

学校真正走上正轨，应该从1977年恢复高考算起。1978年初，我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回头算起来，我当了十年助教、十五年讲师。这在大陆外的人看来，不可思议。但是，在中国大陆，在我同龄人中，可能没有人比我的职称提升更快。在我校数百名教师中仅有两名被破格提升，许多同事见到我都向我表示祝贺，并显露羡慕之情。有的讲师说；我们不知要等到哪年才能升为副教授。事实上，很快学校走上正轨，不再是要等十多年才调整一次职称。

1978年4至5月，我作为中国电子学会代表团成员之一，应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邀请访美。中国电子学会当时挂靠在电子工业部，所以是由电子工业部组团。团长是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孙俊人，团员10人中除团长和副团长外，分别由通信、计算机、半导体、仪器等4个专业各占2人组成；另外，代表团还有两名随员分别担负翻译和事务工作。我有幸被选中作为通信专业代表之一；通信专业另一位代表是时任第四机械工业部科技司副司长的电子工业界元老之一的罗沛霖博士，他后来于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并是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发起人之一。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前，正式访问美国的中国代表团还是很稀有的。行前团员集中在北京学习了一周，除介绍美国情况、外交礼仪外，还规定了行为要求；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在美期间一切行动必须两人以上同行。在学习之外，就是准备行装。当时国内还是普遍穿蓝色的中山装，外国人形容说到中国看到的是一片蓝蚂蚁。出国人员要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后面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去置装；包括皮鞋、衬衣、毛料西装和中山装各一套。这里的东西都是国内一流的。皮鞋的皮子是头层牛皮。衬衣的尺码齐全，男衬衣除了按领口尺寸号码区分外，还分别有不同胸围、袖长的规格。这些都是我在一般商场中见不到的。

在美逗留了约三周，访问了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和美国天主教大学等，以及AT&T, Intel, RCA等美国的著名公司和美国国家标准局，纽约电信局等机构，并到达旧金山、洛杉矶、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5地。这次应IEEE邀请访美，是对其回访；因为在1977年IEEE曾来访。按照国际惯例，这种访问双方是严格对等的。对方来访时到达了5个中国城市，我们也是访问5个美国城市；双方逗留时间和人数也是一样的，在对方国家内的费用和往返路费都是自理。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们代表团出访是政府出钱的，包括往返路费和在美期间的吃住等一切费用；而美国人来华是自费的，即自己个人出钱，IEEE并不承担任何费用，只负责组团。

1978年是我走向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始。此后的二十多年，我和不少国家的大学及通信公司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并为我校和外国大学间建立学术交流作了不少推动工作。

丰收的二十年

从1979年起，我开始招收研究生。截至1999年退休我总共接纳培养了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共计六十余位。值得欣慰的是，除了极个别的外，这些学子都能顺利完成学业，取得学位，并且今天大都成为国内外各个单位的骨干力量。使我感动的是，在我八十岁生日之际，不少研究生从全国各地专程前来为我祝寿。

从1979年到1999年，也是我在学术上取得丰收的二十年；在此期间我发表了十多部著译和百余篇论文。

这二十年，除了接待来我校访问的各国代表团外，我前往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奥地利、新加坡、台湾等地，多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和访问当地大学，并且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SB)、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科罗拉多大学(UCB)等校作为访问学者工作和讲学，以及被英国萨瑞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聘请作为客座教授。

由于积极参与国内外的学会工作和学术活动，被中国电子学会、中国通信学会、英国电机工程师学会(IEE)和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等4个学会选举为会士(Fellow)，会士是最高等级的会员。

总之，这二十年，没有了政治运动，没有了悬在头上的各种“帽子”，没有了各种浪费时间的“运动”。这是我一生度过的最有意义的二十年。

退休后，学校的工作基本结束，因为我家就安在学校里，所以我还是没有远离学校。十多年来，我的主要任务有两项。第一是完成出版社向我的约稿，给出版社写新教科书和对原写教科书的修订。这也算是发挥点余热。第二是旅游，希望在有生之年能遍访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至今，已经到过全球五大洲三大洋约五十个国家。旅游既能增长知识，增加乐趣，又能锻炼身体。何乐不为！

樊昌信简历：

樊昌信，教授、博士生导师。1931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省杭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曾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综合业务网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主编《通信原理》为200多所高校采用作为教材,曾获电子部优秀教材特等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在科研领域有多项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在国内外通信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被推选为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IEEE Fellow)、英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士(IEE Fellow)、中国通信学会会士、中国电子学会会士，并被英国萨瑞大学(Universityof Surrey)聘为荣誉客座教授。陕西省科协曾授予“陕西科技精英”称号。